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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白宮研究員這一年接近尾聲時，弗雷德·馬利克把我叫到他辦公室。他的電視機正調在播放關於S·歐文參議員的水門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頻道上，“這事會一陣風颳過去的。”馬利克評論道。他說他想跟我談談關於我在管理與預算局再呆一年的問題。此時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願當白宮研究員是新手所犯的一種錯誤。白宮研究員跟尼克松總統討論政府行政權力問題，和美國參議員在一起研究立法問題。探討社會計劃時，我們直接與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長對話。在外交舞臺上，我們會見了日本、蘇聯、中國、波蘭、保加利亞和西德的領導人。我們每週均與像E·賽瓦賴德、D·拉瑟和H·賽迪這樣的新聞記者共進午餐和晚餐。該計劃的目的是讓我們進到發動機房裡來，看看政府齒輪和傳動裝置是怎樣執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們帶到政治峰頂從高處俯瞰一下社會全景。在所有政治學院裡，在全國所有公共行政學課程中，無一能和這種教育同日而語。

儘管如此，我還是準備回陸軍部隊。作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樓坐辦公室的軍官和白宮研究員，我離開真正的部隊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宮研究員，已經偏離了軍事生涯的主線，因此我急於回到正軌。我擔心會遇上先前一位陸軍白宮研究員的命運。他在白宮曾大為轟動，於是被要求留下來搞國內問題，他留下了。你猜怎麼樣？陸軍不給他晉升上校。白宮給陸軍施加壓力，最後他還是獲准晉升。可是，這位在白宮的讚揚聲中洋洋得意的軍官，既沒有指揮過一個營，也沒有經受過其他考驗，他不是被晉升委員會提名而是透過政治壓力才得以晉升上校的，他這輩子就到頭了。他當上了上校，好吧，永遠就當上校吧。

這不是我想走的路。陸軍是我的生命，我對馬利克的邀請表示了感謝，但告訴他我準備離開。此外，儘管馬利克很樂觀，但S·歐文和水門特別檢察官揭露的證據似乎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像一艘特別經得起風浪的航船。我想做的是到波托馬克河那面去，看看五角大樓對一個急於再次指揮部隊的軍人有什麼任命沒有。自從1962年在德文斯堡當過連長以來，我還沒有直接指揮過部隊。我第一次去越南服役時，儘管在花名冊上是顧問，實際卻當過不掛名的營長。但是第二次去越南，我只當過參謀軍官。此時作為一名中校，既然步兵人事處認為我夠格，我希望能有一個供我親自指揮的營。

1973年春，在白宮研究員班結束前最後幾天裡，我去了步兵人事處任命辦公室。一位中校拿下一本活頁簿，當著我的面開啟。陸軍所有的營級單位全列在內，並分為三個欄：A欄，標有該營現任指揮官是誰；B欄，誰已被定為下一個接班人；C欄，再下一個預定由誰接班。因為我想找個馬上能任職的地方，所以就順著B欄往下找空位子。

事情並不像我現在說的那麼容易辦。那時候，利用職務之便耍權術、老同學關係網和走後門都能影響到任命。例如，如果某位司令官想要你到他的師去，那這件事就算定了。現在的制度則更為客觀，受外部壓力的影響較少。陸軍把軍官晉升委員會的全體人員和準備晉升的軍官的人事檔案都關在一個房間裡，幾乎沒有辦法由誰替受寵的待晉升人員幫忙。再說委員會委員人數多，一個成員也成不了氣候。委員會成員會仔細閱讀檔案材料，權衡長處與弱點，不把最有潛力的指揮官找出來他們就不出那個房間。由於夠資格晉升的指揮官多於指揮職位，因此有些候選人不可避免的會落榜。奇怪的是，老辦法與新辦法產生出來的利與弊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新辦法的弊端產生於人的客觀認識能力，而不是產生於任人唯親。

我最後選定去韓國，不是我偏愛那裡，也不是我有什麼門路，而是因為駐韓第八集團軍第二步兵師三十步兵團一營營長之職是B欄內有限的幾個空白中的一個。該師被稱為女王陛下的海盜。簡稱“海盜”師。顧名思義，該師根出夏威夷，即19世紀90年代利奧卡拉尼女王統治時期。

難辦的是怎麼告訴阿爾瑪我要去那裡。去韓國屬於“無陪伴服役”，這意味著要把阿爾瑪留在戴爾鎮一年，由她一個人帶3個分別為10歲、8歲和3歲的孩子。我妻子是個明白事理的女人，沒有大驚小怪。我對她說：“我請求你做出犧牲。”

阿爾瑪沒有反對，她說：“不過，假如這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認為這樣做對你最好，那就這麼辦吧。”

她的支援使事情好辦了一些，但絕非容易之舉。這是我第三次從我兒子生活中消失，第二次離開琳達，第一次與處於最可愛的年齡的安妮瑪麗別離，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