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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情況也變得越來越複雜。汽車和人不同，它沒有脾氣性格。擺弄汽車時，所對付的不是未知的仙而是確定的神；不是抽象的仙，而是具體的神。如果發動機什麼部位出現故障，我按照邏輯去一步步檢查，我就一定能發現故障並能修好它，這是我生活中唯一確有把握的事。我感到這些機械問題令人著迷並且使人精神鬆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業餘愛好。

阿爾瑪在坎貝爾堡也找到了她的業餘愛好。在這裡她丈夫第一次當司令官。她和其他軍人妻子的關係第一次有點類似於我和下屬軍官的關係。她在年輕婦女眼裡是個母親般的人物。那個年代正是婦女解放運動剛剛起步的年代，一些婦女瞧不起義務參加護理工作、舉行義賣活動和搞募捐活動。阿爾瑪卻志願參加了這些活動。她認為，其他婦女的那種態度忽視了軍隊生活的特殊性。軍人妻子的丈夫們一聲令下便要出發，他們何時回來，能否回來都不得而知。“如果我們現在不及時相互瞭解，”阿爾瑪常這樣說，“我們將來怎麼能相互幫助度過那艱難孤獨的時光呢？”傳統的志願者活動，除去它們的現實價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權主義者所捍衛的姐妹間的支援。

從我在韓國告別老式陸軍到現在剛兩年時間，我們在坎貝爾堡幾乎要建成但還沒有完全建成新式陸軍。新的一套術語變得時髦起來。正是在這一時期，老式的食堂讓位於“餐飲設施”，過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稱“餐飲設施經理”。營區洗衣店變成“服裝維護設施”。一派新潮，簡直令人眼花繚亂。

新型的全志願兵制部隊有一套現代管理測量評估標準，如重複應徵率，無故缺勤率，酒後駕車率，年度體能達標率，醫療預約到位率和軍需服務社欠賬率。每個月份，每個旅、營、連都得到一張報表，其中指出你部與其他單位相比表現如何。在陸軍這樣大的一個組織裡做出比較判斷，的確需要這些統計手段。但數字本身不能反映諸如士氣、領導水平和部隊的戰備觀念這樣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槍對著神槍手埃默森的頭，他也不會把注意力放在這些統計數字的指數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學會了如何應付陸軍的管理方式。把國王要求做的事給他做好，別讓他再找你的麻煩，然後你就可以抓你認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無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點30分以前派出一名軍士，去把那個6時起床號響後集合沒到的兵抓來。晚上12時前歸隊就不算無故缺勤，在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來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評估部隊所用的統計數字的指數抓上去，然後再著手抓我認為重要的工作。

有些軍官的能力顯然很強，但他們的軍旅生涯卻並不順利，前進的航船經常觸礁擱淺。我發現他們的工作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待上面要做的事過於固執己見。他們抵制那些他們認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結果他們自己也未能生存下來，去完成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卻違反了自己的規矩。新式陸軍理智地決定要限制過量飲酒。酗酒誤事的例子不勝列舉，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壞的屢見不鮮，酒後駕車事故造成的傷亡不計其數。威克姆的決心很大。如果發現哪個士兵酒後開車，他和他的軍士長、連長、營長、旅長都必須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檢討。後來，威克姆又增加了處罰辦法，凡是軍官被抓住酒後開車的就要按軍規15條處治，即要受到非法庭處分，它可以斷送一個人的前程。憲兵在軍官俱樂部門外設了崗，隨時準備抓住有飲酒過量嫌疑的軍官。

我把所有下屬軍官召集在一起，想要採取類似罷工運動的方式挽救他們。我宣佈說：“禁止再到軍官俱樂部去。禁止出席‘歡樂時光’，並禁止參加‘義大利之夜酒宴’，對於我們第二旅的軍官來說，軍官俱樂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說這番話時，房間裡安靜得掉根針都能聽見。

俱樂部的收入直線下降。負責坎貝爾堡俱樂部的副師長C·巴格納爾問我是不是瘋了。我說：“我們沒辦法做到兩全其美。長官。你不能一面在‘歡樂時光’向我的軍官們推銷酒精飲料，一面又派憲兵在門外抓喝酒的人。”

幾周後，“野火雞”克羅澤來找我。他說：“鮑威爾，你不能禁止你們旅的人到俱樂部去。”

我說：“我已經禁止了。”接著我又再一次批評這是虛偽。軍隊萬萬不能用自己的一隻手譴責酗酒，同時又用另一隻手鼓勵酗酒。

“胡說，”克羅澤解釋說，“你讓步吧！”

這時我明白我不能再堅持下去了。我已進行了頑強的戰鬥，但也不想讓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