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猾的人便配製了鑰匙。

絕大多數軍官都是大學畢業生，有些還有更高的學位，上過指揮與參謀學院。甚至上過國家軍事學院，他們是華盛頓、格蘭特、李、潘興、艾森豪威爾和巴頓的繼承人。難道我們會敗在列兵和下士們的手下嗎？看起來，答案是肯定的。冬季一天天過去。奇怪的事發生了，恆溫器仍設定在68華氏度上，但是士兵們不再抱怨了，甚至那些床位距鍋爐最遠的人也烤得像吐司麵包那樣熱。春季來臨了，我才發現這個秘密。某個電工天才地想出了一個招兒，把一根直針插入線路的某個不易被發現的地方，便可以形成一個短路，使得鍋爐實際上脫離了恆溫器的控制。縱然值班軍官感到室內溫度高似赤道，恆溫器顯示的仍然是68華氏度。當溫度過高時，便有人取出那根針，使溫度降下來。這樣，上至威克姆將軍下至床位在距鍋爐最遠、最透風的角落裡的怕冷的列兵，全都皆大歡喜。

數百年來軍官們就一直絞盡腦汁要在智力上勝過士兵，但至今還不明白這是不可能的。要從自己的錯誤中挽救自己，要贏得戰爭，我們可以永遠依賴美國士兵們所具有的天才本能。

每天下午，我都在同一時間沿著同一路線在所屬的3個營的營區道路上走一圈，有意讓下屬官兵找我搭話。我曾從吉納斯塔西亞神父那裡學到了一條，到信徒當中去。這樣，有怨氣計程車兵，有問題的軍士，不用多久就知道在哪裡能攔住旅長單獨談上幾分鐘。聰明的軍士和基層軍官懂得我這樣做的意圖。我並不是破壞指揮體系，他們知道在路邊的這些交談我絕不會應允任何有損他們職權的事。我這種戶外現場辦公要說有好處的話，它可以給人一個機會把憋在肚子裡的悶氣放出來。

一天，邁克和我在科爾花園我們家屋後練習棒球的投擲和接球動作。他主動說他喜歡坎貝爾堡這個地方。他說：“這兒的孩子和我們都一樣。他們的父母也都一樣。”他的話讓我感到鬆了一口氣。從我小的時候一直到上大學，就生活在同一個居民區，和同一群孩子在一起。戴爾鎮的那段生活好就好在雖然我部分時間不在家，可是我的家庭不動地方，我的孩子始終在同一個學校裡讀書。軍人父母都擔心經常搬家會影響孩子。而這時我兒子告訴我他喜歡這次搬家。這裡的父親們的共同經歷為孩子們創造了使其融洽的共同點。

雖然我們不得不做一些調整，但是坎貝爾堡的生活還是不錯的。我們只找到了一個小小的聖公會教堂，那裡一無為唱詩班伴奏的琴師，二無進行儀式用的十字架。阿爾瑪和我與聖公會牧師一起找到營區裡其他受聖餐的人，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不再積極參加教會活動了。我們用了幾個晚上的時間手抄了讚美詩的曲譜，邀請他們再積極參加教會活動。我們找到了一位琴師和一個進行儀式用的十字架，並再次讓我們的孩子充當教士助手。教徒的人數增加了，我們的信仰又有了寄託。不過自從離開戴爾鎮之後，我們再也沒有感受到聖瑪格麗特教堂的精神。

我的孩子就讀於營區學校，該校隸屬於聯邦衛生教育福利部。我們組成了一個學校委員會，我被威克姆將軍指定為委員會主席，這使得我們鮑威爾家的孩子出了名。他們的父親不僅是旅長，而且還負責聘請和解僱教師並給教師發工資。

我的孩子都是好學生，包括在坎貝爾堡剛上一年級的安妮瑪麗。邁克成了初中棒球隊最佳接球手，我為此也可以感到一點欣慰了。琳達在音樂方面表現出了天賦。開始我們為她從學校租了一支笛子，她的進步很快。老師建議她應有自己的笛子。我這個從來都盡職盡責的父親開始查閱《營區每日訊息》上的“銷售”欄，後來花了25美元買了一支二手笛子。對此琳達很感吃驚，阿爾瑪很感吃驚，教她笛子的老師也很感吃驚。因為這支笛子漏風，可以說比行駛了10萬英里的1972年型“維佳”牌轎車還漏風。我們又為她買了一支好的。她的演奏技巧越來越好，笛子也越買越貴。幸運的是，最終沒有發展到非要買價值2。5萬美元的鍍金笛子不可的程度。

比笛子課更重要的是，在坎貝爾堡琳達從一位與眾不同的老師那裡獲得了最大的教育。貝蒂·奎琳教6年級，她具有和青少年交流的奇才。3個孩子裡，中間的一個往往處於某種非正常的地位。琳達感到她可以向貝蒂老師傾吐內心最深處的感覺。這位老師在理智上是我女兒的啟蒙老師，至今她們關係仍很親密。每個孩子都應該有至少一位貝蒂·奎琳這樣的老師。

我們很少知道我們的孩子怎樣看待我們，在他們童年洪流般的印象和記憶中，哪些十分突出，哪些已被忘卻了呢？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