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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詳細地寫了他願意怎樣來回報她的溫情的話。這位教師向國防部提出申訴，我們只好寫信給這個放蕩不羈的小夥子的指揮官，命令他不得再讓部下人員透過書信恣意求歡。

給部隊人員的信件和禮品潮水般地湧來，我們每天要派出三四架C—5“銀河”式運輸機去運送。我們設法運送交付所有東西，因為這不僅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前線計程車氣，而且對國內戰線的民心都至關重要。美國老百姓團結在部隊的周圍，好像他們要償還在越南戰爭期間因對軍隊的冷漠無情而欠下的債。猛然間在樹上、家裡、夾克衫和短上衣上都掛起黃絲帶①，其規模之大令人想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再未感受到的全國的團結精神。①黃絲帶是思念親人的象徵。語出70年代初西方的一首流行歌曲。——譯者注。

我們歡迎給部隊鼓舞士氣的美國勞軍機構——聯合勤務組織的演出人員，但其他來訪的人員實在太多了。進行調查訪問的國會議員開始頻繁不斷地來到，耗費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寶貴時間，以致切尼不得不去國會山，要求制止這種現象。

我們限定國會只能每週派一個代表團去慰問部隊。

甚至在實施艱苦複雜計劃的最嚴峻的時刻，在緊張中尋開心者大有人在。有一次，《全國詢問者》小報登了一則標題為《布什和薩達姆是堂兄弟》的報道，並提出基因“證明”說，喬治·布什不僅與英國女王有親戚關係，而且“薩達姆·侯賽因與布什總統的祖先至少追溯到十字軍東征時也是一家。”這一訊息促使總統給國家安全班子發了一份備忘錄，說“我所做出的決定不受我與薩達姆·侯賽因關係的影響。女王和我持同樣態度。”

律師也參與了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空襲目標清單甚至也得經過五角大樓法律總顧問和國防司法局批准之後才能執行。在一份初步擬定的目標清單中，我們曾把巴格達市紀念伊拉克對伊朗8年戰爭勝利的凱旋門和一個大型薩達姆塑像作為攻擊目標。我的法律顧問弗雷德·格林上校和一批律師來見我。他們仔細看了目標清單，對除了凱旋門和塑像外的所有其他目標都表示同意。格林說：“對不起，將軍，你們不能碰這兩個建築。”

“為什麼不能？”我困惑不解地問道。

“你們轟炸的是沒有軍事意義的文物建築。”

“文物建築！得了吧！我要向伊拉克人民表明薩達姆的塑像不是禁區。”

“不能那樣幹，將軍，”格林說，“這好像是有人轟炸林肯紀念堂或華盛頓紀念碑一樣。這違反制約戰爭行為的國際法。”

於是凱旋門和塑像被從目標清單上刪去了。當我向切尼說明這一情況時，他搖搖頭並喃喃地說：“律師也要管打仗嗎？”

我們在獲取從美國和歐洲港口運來海灣的主要作戰資源方面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問題。有些保險公司要求我們對駛入戰爭地區的商船支付極高的保險費。我們不得不殺價或尋求較低廉的保額。然而，源源而來的人員和物資數量之大令人驚異。在“沙漠盾牌”行動的頭6周內，我們運進的物資數量超過了朝鮮戰爭頭3個月運進的數量。後勤供應的這一奇蹟絕大部分應歸功於一個乾瘦結實、精力充沛的小個子少將，他名叫格斯·帕戈尼斯，是負責“沙漠盾牌”行動的後勤主官。他一來我就認出了還是中校時那樣子的帕戈尼斯。什麼事也難不倒這個人。在暴曬的沙漠中部隊人員不是沒有遮陽處嗎？他要西德提供他們用於節日活動的大帳篷。當還需要更多的遮陽帳篷時，他要沙烏地阿拉伯人借出他們用來供數十萬穆斯林每年到麥加朝聖時住的彩色帳篷。使帕戈尼斯陷入困境的只有一個障礙，那就是他的軍銜。比他銜高的指揮官要求他優先照顧他們的部隊，這使帕戈尼斯非常難辦。施瓦茨科普夫向我解釋帕戈尼斯的苦衷，我們的解決辦法是給帕戈尼斯的肩章上添了第三顆星，這樣他的軍銜就可以與他肩負的責任相稱了。

迪克·切尼和我在12月19日去利雅得視察戰備狀況，以便回來向布什總統報告。我們見了諾姆，對一切正按計劃進行表示滿意。隨後我們視察了部隊。在一處，我們站在造型優美的F—117A隱形戰鬥機旁，周圍是空軍人員和士兵，切尼講了一番直率和有感染力的話。他說，美軍部隊將呆在這兒直到薩達姆的軍隊離開科威特。“我們不能說別的，但可以這麼說，你們偷來的東西百分之二十歸自己得啦。”薩達姆的部隊必須撤走或者被趕出去。他許諾說，為完成這一使命，我們的部隊將得到所需的一切東西，我們不吝惜任何東西。他問是否有誰要向我們提任何問題。這做法——給普通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