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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制裁常常用來對付那些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權力的寡頭身上。既然這些領導人仍有房子住，有飯吃，有車坐，而且手中還有權，制裁就很難對他們起作用。薩達姆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布什總統公開地把薩達姆說成是魔鬼，正如他對曼努埃爾·諾列加所做的那樣。“我們正同再生的希特勒打交道，”他有一次這麼說，並把薩達姆描繪成是“一個毫不通人性的暴君”。我向切尼和斯考克羅夫特建議要他們設法勸總統說話冷靜些。不是說對薩達姆的指責不對，而是把他講成魔鬼似的說法使我感到不安。我寧願在談話中用“伊拉克政權”或“侯賽因政權”。我們的計劃只是打算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它不包括推翻薩達姆的專制制度。在這個範圍之內，我們不可能提著薩達姆·侯賽因的腦袋來見喬治·布什。為了提高公眾的期望值，把這個人說成是魔鬼化身而又讓他留在其位，這樣的做法我認為是不明智的。

那年秋天正當全國面對戰爭的前景時，戰爭的現實感因一件令人難忘的電視系列片而被渲染得淋漓盡致。在那年的早些時候，我應邀就布什家人在白宮安排的林肯歲月活動發表演說。我站在東廳內與一個年輕人談話，我說：“那個時期使我著迷。”這個人說：“的確如此，您知道，我正在創作一部有關內戰的電視系列片。您是不是想看看我們迄今已拍完的錄影帶？”

這就是我怎麼首次認識肯·伯恩斯和得知他的現已聞名遐邇的紀錄片的情況。我全家人看了伯恩斯所贈錄影帶後深受感動，以致我告訴總統說，我們一家人盯著電視機連看了幾個小時。他要求他也看看錄影片。我把錄影帶送到白宮，而他和巴巴拉對這部片子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再也要不回來錄影帶了。在肯·伯恩斯完成整個系列片後，他送我一套完整的片子。我把這套錄影帶給了切尼，他以1990年聖誕禮品轉送給了諾姆·施瓦茨科普夫。從9月23日全國播放該節目的時候起，全國觀眾連續5夜如醉如痴。我有一次在我們的電話交談中向諾姆說：“至少人民現在知道了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回答說：“他們真他媽幹得棒。”這時候他自己的準備工作正在加速進行。

施瓦茨科普夫後來寫信給肯·伯恩斯說，他的《內戰》影片加強了他的決心，要把傷亡降低到最低限度。多虧了伯恩斯的藝術才能，億萬美國人懂得了：是的，你要為崇高的原則進行戰爭，但你不應該抱著羅曼蒂克的幻想去進行戰爭。

處在壓力之下的施瓦茨科普夫簡直像是一座活火山。我經常在越洋電話中與滿嘴髒話的他高聲對嚷，倆人都滿嘴髒話。這類咒罵無傷大體。怒氣一消，仍然相互尊重，而且友情與日俱增。我認識到他發怒的根源。大發雷霆起到了防止沮喪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他的部下備受他的斥責，但依然一片赤誠，忠心耿耿。然而，他的壞脾氣真夠可以的，他還敢向上發脾氣，主要是他認為他的處境和需要不是總能得到華盛頓的理解。他能向誰抱怨呢？國防部長？合眾國總統？都不能，所以他衝著我來了。

我理解這一點，但切尼一再要我保證我們派駐利雅得的指揮官是合適的人。切尼是一個作風直截了當的人。在他與諾姆第一次去沙烏地阿拉伯說服法赫德國王尋求我們的幫助之行中，他向我提到有兩件意外的事使他惱火。在飛往沙特首都歷時15小時的航程中，乘客們排隊挨個進洗手間。據切尼講，一個少校最後擠到前面，到那兒後就高聲喊：“將軍！”他在那裡為諾姆佔了個位置。在同一旅途中，切尼說他曾看到一名上校雙膝跪在機艙內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弄平整。

此行之後，有幾次切尼問我有關諾姆的情況。不久前，他曾說過：“這事要全力以赴，你知道。總統全靠這一著了。你是否絕對信任施瓦茨科普夫？”

切尼的問題並非特別具有破壞作用，有關諾姆粗暴對待部屬的訊息不可避免地傳回華盛頓。切尼不常與他打交道，而我天天與他通話。因此，切尼依賴我的判斷，我告訴他，我對諾姆絕對信任。

雖然如此，一個好的指揮官在他的腦海深處總要考慮所屬官兵的替換問題。人可能心臟病發作；他們可能被車軋死；士兵可能被子彈打死，如此等等。在巨大壓力下諾姆也不是完全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他已經好幾次因患流感而病倒。一次，我不得不堅持要他離開崗位，好好休養一下。然而，儘管諾姆脾氣火暴，有時裝腔作勢，但他是一個傑出的軍官、一個天生的領導人和一個海灣地區的老練的外交家。他是在恰當崗位上的恰當的人，我很高興時常重複向切尼做出這樣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