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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阿斯平所承認的，它是全面審查後確定的兵力規模的依據。在寫本書時尚不清楚，人員和預算的削減是否會使我們的兵力減弱得太厲害，以致難以支援克林頓政府所確定的戰略和體制。簡言之，我們有力量完成所擔負的使命嗎？這種使命在以後幾年很可能發生變化。如果北朝鮮發生崩潰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況變好，那肯定需要調整打兩場戰爭的設想。同時打兩場大規模地區性戰爭的設想不會像遏制戰略那樣持續40年，但對當前冷戰後過渡時期是適宜的。

萊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漸漸地他的作風變得嚴謹起來。他意識到，作為美國武裝部隊的日常統帥，他需要給人一種能反映肩負重大責任的形象。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制訂了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審查，解決了幾個棘手的武器採購問題。不過，儘管有這些成就，儘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當國防部長是不適當的。

前總統喬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從索馬利亞撤出，人們對此已經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過了我的56歲生日。我去那裡的目的是為了把維持和平行動的責任從美國背上卸掉，交給最初就在這裡的聯合國承擔。索馬利亞國內的混亂曾使糧食生產和分配無法進行，造成大批人捱餓。我們結束了這種混亂，從而完成了任務。現在應由聯合國部隊來維持秩序。但是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說，災難來源於14世紀式的軍閥混戰，解決辦法應是在那裡推行20世紀式的民主。聯合國透過了一項決議，把工作任務從救濟飢餓者轉移到“建國”，這是我們進入越南時我第一次聽到的一個詞。根據我對歷史的觀察，建國的意願發自於其人民本身，而不是來自外部。索馬利亞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國家。那裡幾乎沒有法制，沒有實實在在的中央政府，沒有行政管理機構，而只有氏族領袖。建國的口號聽起來很響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來這隻會導致陷在索馬利亞，而不是從索馬利亞脫身。索馬利亞各派最終將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之間的政治衝突。

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在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館舉行的儀式上引薦克林頓總統。一些退伍軍人組織指責說，讓一個“逃避兵役的人”在這個紀念館儀式上講話是對刻在牆壁上的58191個名字的褻瀆。其他退伍軍人則認為，比爾·克林頓現在是總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為了贏得對他越戰期間行為的寬恕也應出席。我個人認為他應當講話，因為他是總司令。實際上，如果他就任總統後的第一年不在這個紀念會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還會冒出這個問題。於是我欣然同意引薦總統。

過去幾個月中，總統十分活躍地履行了自己的總司令職務。他視察了“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參加了歡迎從索馬利亞執勤歸來部隊的儀式。然而，在他的周圍仍都是些年輕的文職官員，他們沒有當過兵，對軍事一竅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麥卡弗裡中將到白宮開會。當他走過西翼時遇到一個年輕的白宮工作人員，便向她打了個招呼：“喂，你好！”她竟翹起鼻子高傲地說：“在這裡我們不搭理當兵的。”麥卡弗裡是三星將軍，現在手臂上還有越戰中留下的傷疤，在“沙漠風暴”行動中他指揮過一個精銳的作戰師。這個年輕女士的話飛快地轉回五角大樓，像自由電子一樣激盪著那個地方。比爾·克林頓對手下工作人員的失禮行為頗為重視，於是不久人們看到在西雅圖經濟問題最高階會議期間麥卡弗裡與總統在一起散步。

我準備在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牆儀式上引薦比爾·克林頓的訊息一傳出，我立刻遭到抨擊——在那麼多人中偏偏是鮑威爾引薦，他兩次到越南作戰，在那裡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間克林頓在牛津讀書！一位我熟識的、在戰爭中失去丈夫的婦女寫信給我說，我參加紀念會引薦總統是“可恥的，毫無道理的，不可原諒的”。這種批評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頓未服兵役的歷史並不使我不安。他現在是我們的總司令，這是美國人民的意願。作為一名軍人，對他服從是我的天職。但是，我不感到反感並不是完全出於這一點。在里根—布什時期，我曾同許多死硬派分子——主張對蘇聯、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馬強硬的一幫傢伙——共過事，這些人當時都處於服兵役年齡，但多數都設法逃避了在越南戰爭期間服役。我認為比爾·克林頓當時的表現與這些人沒多大差別。緩服兵役和設法逃避戰爭的整個制度從技術方面看或許是合法的，但它因階級而異，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我先到了喬治敦大學法律中心。我的兒子邁克那天上午畢業，他帶著小杰弗裡憑自己的力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