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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討論了1個多小時之後，戈爾副總統才趕到，我們不得不圍著會議桌挪動位置，為他騰出個座位來。又過了一會兒，總統駕到，幸好我們為這位國家最高行政首腦留出了位置。

以後的會議都是照著這次會議的模式舉行。作為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我主持的會議井然有序：開會時講明目的，接著就各種方案進行辯論，最後做出決定。布什時期會風較為鬆散，我逐漸適應了；克林頓的風格我也會慢慢習慣的，但這並不容易。

在以後的會議上討論仍然是漫無目標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討論或智囊團的研討會，我的新同事中許多人在他們政黨下野的12年中，正是這樣度過的。普通工作人員講起話來聲色俱厲，似乎是內閣官員。一天，我聽到託尼·萊克的一名在那裡做記錄的部屬當著我們大家的面與他辯論，我不禁為之愕然。

關於對波斯尼亞的外交政策問題，克林頓在競選時對布什批評得最為激烈。克林頓作出許諾，將在那個飽經戰事折磨的地方採取積極行動。現在他有了這個機會，在我們舉行的關於波斯尼亞問題的會議上充滿了好鬥的言辭。但是要採取什麼樣的積極行動呢？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呢？迄今為止，派兵幫助戰爭受害者的歐洲國家中沒有一個贊成打地面戰爭或者使用他們的力量強制實施停戰。他們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對波斯尼亞的看法與上屆政府時沒有變化。新班子不斷地號召“採取實際行動”從空中對炮轟薩拉熱窩的波黑塞族人進行懲罰，為此我擺了各種軍事方案，這些方案與我過去向布什總統提交的方案相同。我們的選擇從對薩拉熱窩周圍地區進行有限的空中打擊到在整個戰場上對塞爾維亞人進行大規模轟炸。我強調指出，這些行動中的任何一種行動都不能保證改變塞族人的行為，只有地面部隊有那種作用。大規模轟炸可能促使他們作出讓步，但不能迫使他們停止鬥爭。在實施有限空中打擊的情況下，塞族人會毫不費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亞的濃霧掩護坦克和大炮，或把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塞族人都會很容易地挾持從事人道主義救助的聯合國人員作為人質。

在關於波斯尼亞問題的各次會議上，我不斷表達的不受歡迎的意見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應當在明確政治目標後再使用軍事力量。阿斯平贊成這種觀點。辯論在一次會議上爆炸了：我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生氣地問我：“你總是講我們有一流的軍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這種力量又有什麼意義呢？”她這種話實在令我生氣。美國軍人不是在某種全球棋盤上任意挪動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釋：過去3年中我們10多次使用武裝力量進行戰爭、維持和平、救災和進行人道主義援助。但是，每次動用部隊我們都有明確的目標，並使我們的軍事活動與這種目標相一致。結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訴奧爾布賴特大使，美國軍隊能夠執行交給它的任何任務，但我始終一貫的建議是，必須首先確定明確的政治目標。然後我們才能完成任務。

託尼·萊克越戰期間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過，他支援我的立場。他說：“你要知道，馬德琳所問的目標問題正是越戰期間軍方應問而從未問過的問題。”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他的懺悔性著作《回顧》一書中也承認，我國在越南戰爭的目標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從而導致了我們人人都清楚的悲慘結局。

在這些討論中，如果總統在場，我總是感到比較舒服。比爾·克林頓有能夠把歷史、政治和政策擺對位置，使之融為一體的經驗。然而他放任漫無邊際的討論，所以他未從討論中收到應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學者氣質，似乎欣賞這些馬拉松式的辯論。討論來討論去，參加討論的人最終自認為找到了解決所討論問題的辦法，從山窮水盡轉入柳暗花明。但是經過幾天的事實檢驗後，那種解決辦法不靈，於是又回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經過一次討論後，總統提出取消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武器禁運，允許對塞爾維亞人進行空襲，幫助穆斯林具有較強的防衛能力。克里斯托弗國務卿於是周遊列國，向我們的盟友兜售這一戰略，然而盟友表明這種戰略根本就不行。一週後他空手而歸，我們只得又用一個星期六來研究另一種解決辦法。

在1994年和1995兩年中，在美國的督促下，聯合國和北約組織的確進行了有限的空襲，塞爾維亞人採取了人們料想之中的反措施。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