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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剛剛開始，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開始狠狠地批評政府失去了一次搞掉諾列加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起了領頭作用。切尼和我還得去國會山，聽取事後諸葛亮們的批評，說我們沒有迅速援助吉羅爾迪，好像這個“X”牌號①　的策劃者是第二個西蒙·玻利瓦爾②。我以克勞塞維茨的話來安慰自己：“栩栩如生的短暫印象決不能使我們忘卻掉這些印象所說明的真相是較少留有痕跡的。”再沒有什麼事件比吉羅爾迪少校的政變更短暫的了。我仍然深信我們作出了正確的決策。

瑟曼和我經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驗。我們相互交換了意見，並定下決心：如果我們被迫在巴拿馬採取行動，我們建議要消滅巴拿馬國防軍。瑟曼著手製定一項這麼做的計劃。

政變失敗後的那個星期六，我幫著阿爾瑪把家搬到6號——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官邸。這時《華盛頓郵報》的鮑勃·伍德沃德打來電話。伍德沃德正在為該報的星期天版撰寫一篇有關失敗政變的報道，並說他剛好要核對一些事實，順便給我一個機會談談我對所發生事情的看法。伍德沃德帶著一種使人消除疑慮的聲調和酷似一個童子軍主動幫助一個老婦人過馬路的態度向我擔保說，我所說的一切都將作為“深層的背景材料”，這是比“一個高階政府官員今天說”更隱諱一些。到那時為止，詳細敘述我在巴拿馬政變中的角色的新聞報道把我說成是徹底栽了的寵兒。因此，我並不反對在一家有名望的報紙上把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講清楚。我同意跟伍德沃德談談。

第二天所刊登的他的報道不能說不準確，但也於事無補。經驗提醒我，你擺出姿態本想拍一張好照片，可攝影師偏偏選擇你張著嘴的鏡頭拍。不過，我繼續和伍德沃德打交道，儘管阿爾瑪提醒我要謹慎從事。

在以後的兩個月裡，從巴拿馬不斷傳出發生政變的謠言。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都煙消雲散了，但是瑟曼加快了制定應急作戰計劃的步伐。原來的代號為“藍色調羹”的作戰計劃增加了新內容：不僅要除掉諾列加，而且要摧毀整個巴拿馬國防軍。按照這個經過修改的“藍色調羹”計劃，美國南方總部在巴拿馬的1。3萬人的陸軍部隊和支援部隊將要得到美國第十八空降軍1萬人的加強。第十八空降軍軍長卡爾·斯蒂納中將將指揮這支聯合特遣部隊。如果我們發起攻擊，這支部隊就要佔領巴拿馬國防軍的全部設施，摧毀巴拿馬國防軍的抵抗，並幫助被合法選舉出的恩達拉政府執政。“藍色調羹”計劃還包括“三角洲”部隊發起的一次襲擊，其目的是解救一名叫庫爾特·繆斯的美國公民。他是給中央情報局提供訊息的人士，被諾列加以間諜罪關押在莫德羅監獄的單人牢房內。諾列加曾揚言，如果美國採取行動反對巴拿馬，就立即處死繆斯。在切尼部長的批准下，我們悄悄地開始把新增的裝備和部隊運進巴拿馬境內。

邁爾堡格蘭特大街6號是一座宏偉的宅第，住在那裡有點像住在白宮裡一樣。阿爾瑪和我在一樓擁有一套供待客和娛樂用的裝飾時髦的客廳，在二樓的一個套間是我們的寢室。與白宮不同的是，我們的套間狹小，只夠我們兩人住，再也容不下一個過夜之客。我是在套間裡的一間配有一臺電視機和保密電話的小書房裡度過我的閒暇時間的。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我正坐在書房裡，接到湯姆·凱利的又一次電話。“主席先生，”凱利說，“我們碰到了麻煩。”像往常一樣，最初的細節總是概略的，粗淺的。我只知道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巴拿馬被槍殺。不久我得到報告說，有4名軍官著便服駕車進巴拿馬市赴晚宴時，在巴拿馬國防軍司令部附近撞上一個路障。那天是巴拿馬每年一度的武裝部隊日，有很多巴拿馬國防軍軍人在飲酒狂歡。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馬士兵試圖把這些美國人拉下車。司機開足馬力想逃走。這些巴拿馬國防軍就開了槍，海軍陸戰隊少尉羅伯特·帕斯被擊中，不多時死亡。

隨著夜幕降臨，情況越來越糟。目睹這次射擊的海軍軍官亞當·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馬國防軍扣留，並押往警察局受審。柯蒂斯遭到毒打和處死的威脅。柯蒂斯夫人被強迫站在一面牆壁前，巴拿馬國防軍士兵在她身上亂摸，直到她昏倒在地。

我將上述所有情況向切尼作了報告，同時我們討論這算不算是個不能置之不理的挑釁行為。他向白宮報告了這件事，確定在次日早晨與布什總統開會研究。

那是一個緊張繁忙的星期天。我首先去五角大樓與瑟曼核實星期六的事件。儘管我們的軍官開車出錯並撞上了路障，但是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