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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瑟曼隨時通報情況，隨後我就打電話給切尼部長。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電話，是我第一次履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責，向國防部長提供軍事方面的諮詢。當我叫醒他並把我們所知道的情況告訴他時，切尼的冷靜給我留下了印象。我接著談了瑟曼和我的看法，認為我們還沒有掌握足夠的資訊，不便向吉羅爾迪表示什麼。切尼表示同意，隨後他打電話給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後者也同意這一意見，於是就這樣報告了布什總統。

到了上午8點半鐘，政變並未發生。瑟曼來電話報稱，吉羅爾迪顯然碰到了後勤方面的困難，他的行動推遲到當天下午。

那天上午，我去白宮見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班子。我從橢圓形辦公室直接打電話給瑟曼，得到最新資訊，然後把瑟曼所講的情況告訴總統。吉羅爾迪是保衛諾列加司令部安全的巴拿馬國防軍第四連連長。他幫助過諾列加鎮壓新近發生的未遂政變，這兩個人的私人關係密切，諾列加還是吉羅爾迪的一個子女的教父。吉羅爾迪要求我們動用美國軍隊封鎖軍區的入口通道，這樣在該市外面的巴拿馬國防軍部隊就無法前來援救諾列加。但是，他不想把諾列加交給我們。他有這樣奇怪的念頭，認為諾列加會接受命運的安排，平平安安地隱居鄉間。然而，他無法保證自己家屬的安全，他要求美國在巴拿馬的官員能為他們提供庇護所。

整個事情聽起來不像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舉動。切尼、瑟曼和我都認為，美國不應捲入，總統的所有其他顧問也都同意，儘管我們擔心如果吉羅爾迪失敗，我們就可能會被指責放過了一次搞掉諾列加的機會。然而，布什總統已拿定主意，既然吉羅爾迪閉口不談民主，我們就不支援他，除非他對恢復文官治理作出承諾。

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目睹布什班子是如何處理問題的。我很吃驚，舉行這樣緊要的討論會竟毫無準備和沒有安排後續措施。弗蘭克·卡盧奇和我創設的政策研究小組制度已被這個新班子廢除。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是一個機智的人，他後來發現了問題並重新下令把政策研究小組改成委員會，由他的副手鮑勃·蓋茨任主席。但是這些都是後話。這一天，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進行的討論是直率而毫無顧忌的。全部與會者中最難辦的是總統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在這個問題上，蘇努努既不能容忍冒傻氣的人，也不能容忍聰明的人。他在半路上打斷別人的話，並講些與主題毫不相干的話。我注意到，他的這一舉止似乎沒有引起總統的反感。布什在聽，很少發言。他一旦開口，則說得合情合理。他再三重申，政變策劃者必須表示恢復民主的明確意向，“否則我們不作任何承諾。”而後他宣佈會議結束。我回到了五角大樓，待在那裡與瑟曼保持不斷的聯絡。

在這緊張的一天當中，我去切尼的會議室時，遇見了一個我絕沒有想到會見面的人。部長在接待蘇聯新任國防部長季米特里·亞佐夫大將，隨同亞佐夫前來的是在德國與我的第五軍對峙的蘇聯第八近衛集團軍前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將。切尼給我們作了介紹。我們兩人面對面坐在桌子兩邊露出微笑，不無明顯的諷刺意味，因為這兩個軍人往日曾研究過如何消滅對方。“阿恰洛夫將軍，”我說，“您知道，我過去在法蘭克福時總是把您的照片擺在我的辦公桌上。”

他狡黠地向我一笑說，“是的，在我的辦公桌上也放著您的照片。”

夜晚降臨，來自巴拿馬的最後訊息說，吉羅爾迪的政變因為天黑無法行動，改在第二天發動。

第二天早晨果真發生了政變。吉羅爾迪在軍區扣押了諾列加，但不知道該怎麼處置他。我們指示瑟曼，只要政變策劃者把諾列加交給我們，就可以看押他。但瑟曼並沒有主動採取行動去抓他。與此同時，諾列加毫無隱退到他莊園養老的意思，相反，他抓起電話呼叫在巴拿馬市和75英里外的里奧阿託的忠實部下設法營救他。到下午，諾列加已設法說服吉羅爾迪放棄政變行動，這次政變就這樣流產了。整個事變自始至終正好5個小時。

在向白宮報告了這一失敗之後，切尼和我走出辦公室來到濱河大門口的校閱廣場。既然我已經處理了一場危機，也許是舉行正式儀式宣佈我開始履行主席職責的時候了。儘管政變失敗對我來說不是個吉祥的兆頭，但我從中看到了不少東西：切尼是冷靜而堅強的；聯合參謀部是一個高效率的辦事機構；布什總統在身邊顧問們的嘈雜喧囂聲中能夠看出問題的本質並作出明智的決策。

吉羅爾迪完蛋了，諾列加很快下令處決了他。但是由於吉羅爾迪的失敗在美國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