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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了能把這個害獸置於死地的殺手鐧。

1986年1月17日，總統簽署了一份絕密的《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該檔案聲稱，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是符合我國利益的。這個武器換人質計劃儘管缺乏周密的考慮，但現在已經成為合法的了。所謂的“伊朗—孔特拉事件”後來之所以被認為是非法，是因為其他原因，即把銷售軍火的收入轉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以及參與此事的人在國會作偽證。總統簽署這份報告的第二天，溫伯格便接到將之付諸實施的命令。他指示我作出安排，把4000枚（後來增加至4508枚）“陶”式導彈——一種反坦克武器——撥給中央情報局。這樣做所依據的是一項叫作《經濟法》①　的聯邦法律，它允許政府各部門之間可在物資方面互通有無。就陸軍方面而言，這個計劃是合法的。這些“陶”式導彈將由中央情報局轉讓給伊朗。

溫伯格支援這種間接的辦法，因為他覺得，向另一個國家秘密供應武器是中央情報局的事，而不是他的國防部該做的事。“我不想同伊朗人有任何瓜葛，”溫伯格對我說，“我希望在實施這項任務時儘可能把我們部撇開。”我們把轉讓“陶”式導彈這件事看成必須儘快從家中清除出去的垃圾。

我給此時已經當上陸軍副參謀長的馬克斯·瑟曼打電話，要他把“陶”式導彈給中央情報局準備好。除此之外，我什麼也沒對他講。討論這個武器計劃的事，我幾個月前就聽說了。但是直到溫伯格命令我去辦理轉讓事宜的那一刻我才得知總統已經做了最後決定，要實施這項計劃，向伊朗提供武器。

第一批“陶”式導彈交給中央情報局後不久，我接到憂心忡忡的陸軍參謀主任阿瑟·布朗中將打來的電話。“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要弄到哪兒去，”布朗說，“但它們肯定不會留在中央情報局。陸軍總顧問建議說，你們應當明白，如果把這麼多的武器運到外國去，那是應當通報國會的。”

“你把這些話寫成一份備忘錄給我。”我對布朗說。收到他的備忘錄後，我覺得最好還是由我自己來起草一份致波因德克斯特的備忘錄，重申如果這些武器要被運到外國去，按照法律是應當通報國會的。我把這份備忘錄拿給鬱鬱寡歡的溫伯格看了。將會招致的報應正是他所警告過的事情：在一個不計後果的舉措中拿政府的信譽去冒險。在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同溫伯格和舒爾茨舉行的每週例行的早餐會上，我把這份備忘錄當面交給了波因德克斯特。當時我們有所不知的是，波因德克斯特他們那夥人的確打算通報國會，但是是在3年之後、在里根政府在任的最後一週。倘若及時向國會通報，這個計劃本來早就會公之於眾了。

1986年的頭幾個月，我一直處於恍恍惚惚的狀態，一面做著眼前的工作，一面計劃著離去。至於我的日常工作究竟是什麼，簡直是乏善可陳。剛上班時可能是挑選需要讓溫伯格過目的簡報，而到下班時則在修改溫伯格下一次講話的講稿。在當中的時間內，我可能要為首長排解心中的怨氣，安排閱兵場周圍的栽花種樹或者是調換部長餐廳中的服務員。那個餐廳的服務員是清一色的菲律賓人，讓外賓看見會覺得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

我的大多數任務和我接到或打出的無數電話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毫無意義。但是在任國防部長的軍事助理期間，我還真留下了一個印記。部長辦公室在五角大樓的艾森豪威爾走廊內。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我向來有特殊的吸引力。他是一位不靠疾言厲色或武力威嚇來博得敬重或實施指揮的戰爭英雄，他是一位沒有使他的國家捲入每一個麻煩地區的總統，他是一個既懂得使用武力又知道剋制的重要性的人，是一個具有堅強的個性因而能採取恰當行動的人。例如，當法國兵敗奠邊府的時候，正是艾克抵制了要求對越南進行干預的壓力。不論他作為軍人、總統還是普通人，我都很崇拜他。

陸軍、海軍和空軍的走廊內都佈置得像個小型博物館，而艾森豪威爾走廊內卻只掛著幾幅畫像。我認為，艾克大廳應當存放更能表示對他的紀念的物件，重視歷史和傳統的溫伯格也同意我的看法。為了推行我的重新佈置這個走廊的計劃，我去找了庫克“醫官”。“醫官”從某個預算小金庫內找到了錢，又把他手下那位能幹的藝術家喬·皮薩尼給了我。於是我們就幹起來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個走廊都用罩單罩著，就好像要辦傑克遜·波洛克（美國抽象主義派畫家——譯者注）作品回顧展一樣，整天又是釘又是鋸，沒完沒了。

工程進行到一半時，瑪麗貝爾·巴傑來把我拖進大廳。由於紀念歐洲勝利的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