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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然而，一個虔誠的愛國的日本人如果不把當天的議事日程視為日本的非辦不可的一部分事務，而竟容許他自己產生什麼別的想法，那他就犯了“思想危險”的罪。一個具有正統思想的日本人當時有責任相信，日本的終極使命就是征服全世界。日本不是眾神之鄉嗎？在它中間不是有著一位永遠體現在在位天皇身上的當今之神麼？這種自作自受的政治迷信就象一扇磨盤一樣掛在日本人的脖子上。無論在日本或日本以外，沒有一個活著的人會在1939年春天夢想到，在六年多一點的時間內，日本的命運乃由神定的神話——曾經倖免於柏利准將的顯靈——竟毀於美國的一顆原子彈。

第三章　德國及其侵略範圍（上）

1939年，中東雖然在幅員上相當英國諸島的三十三倍還多一些，但其人口卻不到英國諸島的兩倍。該地區的大部分是人口稀少的半沙漠、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有限的幾個地區。然而這個區域作為一個整體的重要性，卻是和它的低密度的入口以及這一點所代表的不發達經濟完全不相稱的。

中東是我們迄今所知道的最早文明的中心，它在當時文化上的領先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方編年史上的“中世紀”，那時它的水平才開始下降，軍事和政治都處於不穩定狀態。這時開始趕上前來的西歐仍需要中東作為它的中轉站，以便取得遠東的昂貴難得的產品，它們無論在數量上或品種上都多於中東所能供應的。中東作為貿易中心的作用由於十字軍東征而加強了，可是在公元1500年發現了駛往印度的較為暢通的好望角航路以後，其重要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中東在經濟上因而成了一泓死水，其古老的土著文化看來也已到了衰朽階段。

然而好動的西歐人是不會完全置中東於不顧的。從他們在印度洋的商業統治權處於萌芽時期開始，就在為貿易而探索駛入波斯灣和紅海的航道；他們一直沒有放棄過地中海同利凡特海岸的貿易聯絡；而到了177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已在用信使從阿勒頗到巴格達傳遞快件，並且在實地嘗試跨越蘇伊士地峽的一條陸路捷徑，因為繞道好望角到達印度要有五個月的航程，而這條路則可以縮短一半時間。一個世代以後，拿破崙入侵埃及並與波斯勾搭，是為推翻在印度的新的英帝國而作的準備；在拿破崙最終失敗後，英國為確保其印度領地以防範歐洲國家的覬覦，曾設法使衰敗的奧斯曼帝國在中東生存下去，以便作為插在印度和歐洲之間的緩衝物。一般說來，此項政策在整個十九世紀都是成功的，儘管英國曾被迫干預過這奧斯曼緩衝區外圍的薄弱地點，因為那兒是那麼弱小，或則竟成了一無掩護的地方，以致引起了其他歐洲國家的滲入；所以英國便透過自己的“保護”或直接管轄這一類堅強的補綴措施，以加強這些薄弱地點——埃及、阿拉伯南部、波斯灣。但到了1900年，奧斯曼帝國已被置於英國的最新敵手——德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因而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便拆散了奧斯曼帝國，由自己取得了對巴勒斯坦和外約旦以及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權。這些阿拉伯領土是“肥沃新月”的雙臂，跨越了自地中海到斯灣的數千裡捷徑，而且還包括通往蘇伊士運河的北方陸地入口，又由於埃及和亞丁被英國佔領，所以也早已包括了西面和南面的通道。利凡特沿海地區在過去三百年間同法國的關係（主要是文化性質的）比同任何其他西歐國家的關係更密切。所以法國要求把敘利亞和黎巴嫩歸還給它也是很自然的了，英國對此是同意唯恐不及的，因為法國的力量已不足以對英國在整個中東的霸權提出挑戰了。

在1918年以後，對此種英法帝國利益結成一體的第一次挑戰來自中東自己內部的上層少數派。構成埃及和“肥沃新月”人口絕大多數的併成為其經濟基礎的是農業耕作者，他們幾乎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的歐洲影響，正如過去大約兩千年來曾相繼統治過他們領土的外國征服者未曾影響他們一樣；但奧斯曼帝國和波斯的城市卻是一個有產者上層階級的安家之處，這些人過去對在中東起作用的不斷進入的外來文化是敏感的。這個階級自西方中世紀以來一直處於蟄伏狀態，這是伊斯蘭文明自我撤退的結果，也是由此而使中東相對說來隔絕於西歐活動的激流之外的結果。然而，這種蟄伏狀態並不意味著這個統治階級的內在的心智慧力有任何根本的退化；它對十九世紀大為增強了的西方影響的衝擊作出了反應，那就是為時已晚地開始進入外在的西方化和現代化程序，與此同時，又透過西方教育吸收了諸如“國家”這樣的自由主義概念——將它置於擬議的同一文化、同一語言或同一種族特徵的基礎上——並據以提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