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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羅馬尼亞首都，他慶幸自己回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布加勒斯特政界已在考慮內閣改組”——包括更換加芬庫和其他兩名部長，“因為他們的親德政策（曾得到國王的支援）已證明是失敗的”——如果德國政府並未授權他“簽訂一項條約或已經推遲了談判的話”。在沃爾塔特給戈林的最後報告中，他描述了在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最初訊息後談判是在怎樣的日益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進行的，他也描述了同羅馬尼亞經濟部長布若尤談判時的繁瑣手續，談判進展到每一新階段都必須向由國王主持會議的整個內閣報告；但他沒有暗示曾受到想進行嚇唬或威脅的任何引誘。到3月16日，國王在原則上同意了條約草案；17日御前會議一致批准了所提出的同德國的協定；同時還批准了加芬庫的處理盧西尼亞問題的政策，即在同匈牙利商定一項澄清問題的辦法之前把羅馬尼亞的軍事措施限制在保衛現有邊界之內。到18日（星期六）沃爾塔特已在同布若尤討論最後的文字，他希望條約在下星期一就可以簽署了。可以認為，沃爾塔特和魏茨澤克兩人都有一些使他們感到滿意的理由。可是德國同羅馬尼亞的打交道就要變成為幾乎是全世界注意的焦點。

到3月18日，英法兩國國內最初階段的震驚和猶疑不決已告結束，現在已很清楚的公眾義憤由官方表達了出來——表達在那一天遞交給魏茨澤克的正式抗議書中，表達在17日張伯倫在伯明翰所作的演說中，還表達在法國議會就達拉第的要求授予特殊權力法案進行的辯論之中。這些發展雖然不會被柏林所忽視，但處在人為地激起的憤怒煙幕後面的德國政策執行人基本上是處之以冷淡的。對比之下，西方國家躊躇地但不斷地探索某些積極的防止德國進一步侵犯的安全保障體系，引起了德國人的敏銳的警惕和真正的惱怒，雖然是比較逐漸發展的。

也許魏茨澤克是相信“話說得越少，事情好轉得越快”的原則，才拒絕接受英法兩國3月18日的照會的，他並於20日指示駐蘇聯的使節“也拒絕在莫斯科進一步討論這件事”。魏茨澤克所關切的不是指責，而是指責的變成為行動。例如，英法兩國召回大使立即引起了報復：18日下午，在他粗暴地接見庫隆德勒和勉強地同意會見亨德森之間，魏茨澤克以電話指示駐倫敦大使迪克森去“要求英國政府解釋它這樣地宣佈把亨德森召回倫敦的意圖。我們覺得這種宣佈方式是不友好的。”在拜訪了哈利法克斯後，迪克森打電話回來說，亨德森逗留在倫敦的久暫決定於他向內閣彙報後的結果和事態的今後發展。傍晚時魏茨澤克再一次打了電話，這次是轉達裡賓特洛甫從維也納發來的指示，要迪克森立即回柏林報告。20日他以電話給駐巴黎大使韋爾切克下了同樣的指示。對於華盛頓的反應也是同樣如此：薩姆納·韋爾斯3月17日的宣告和美國政府20日的照會幾乎沒有受到評論就過去了。但是在18日的傍晚，德國經濟政策部長維爾已經在以卵擊石般地對付美國財政部，後者剛釋出了兩項命令：一項是在17日，對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來的產品暫停給予最惠國待遇；另一項是在18日，對來自德國的一切課稅貨物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反傾銷”稅。維爾打電報給駐華盛頓的代辦託姆增，就第一項措施指示他：“你應口頭上向美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這種措施——除了認為它是一種“表示不贊成的政治姿態”而感到憤怒外——他估計還將使大德國的出口削減八千五百萬馬克，並相應地減少它已經過度緊張的外匯資源。23日託姆增奉命對另一項命令也提出了抗議。在這裡也曾考慮過報復措施，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很遺憾地予以放棄了，因為它們必將對德國自己的經濟產生不良的影響，結果是隻能接受這種局面。

與此同時，至今沒有采取行動的德國報紙也終於起來怒斥英國和法國了。3月19日的《法蘭克福日報》不祥地提起“未解決的問題”，對其中有些問題，例如西班牙，尚未採取決定性的最後步驟，而其他一些問題，首先是“法意糾紛的領域”，還“很少觸及”。有些社論還注意到德國的原料來源仍感不足，和它的殖民地要求仍未得到滿足，或暗示德國譴責英德海軍協定。半官方的《德國外交…政治通訊》第二天發表了一篇長的宣告書，敘述德國召回駐倫敦和巴黎的大使“不僅僅是形式，而是表示德國政府對英國的態度，特別是在解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的態度，感到不滿”；訴說英國似乎是“反對德國的地位有任何加強，反對德國平定和保衛歸它所有的生存空間”；並威脅說，“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的確將被迫不得不徹底地和果斷地改變它的基本態度”。

這些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