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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變得遞增而不是一個接替一個和自相抵銷的。

權力脫離道德越多，它就表現為機會主義。既然它除了自身的擴大以外沒有其他目的，權力也必然按比例地變成破壞性的。因此，機會主義轉成虛無主義。希特勒的機會主義推行到很可能是西方史無前例的程度。既然他的目標是無限的，他的方法是不受與任何外部標準一致的限制的，他的權力一旦受到阻遏，往往要既毀滅權力本身，還要毀滅權力所施行的範圍。不論他對魏瑪共和國宣戰或後來對西方社會宣戰，都不可能有不分勝負的戰鬥或折衷的和平。“任何折衷的希望都是幼稚的：非勝即負！問題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命運，而是誰在將來統治歐洲。”這一決心深藏在有關投降的神話中，按其定義而言，投降將永遠不會重演，代替投降的另一條路就是超出目的範圍之外的繼續對抗衝突，走向自我毀滅和普遍毀滅。這就是真實可信的第三帝國的虛無主義。成為世界強國或衰微沒落是它的基本問題，而它的最深刻的邏輯驅使它先經歷第一個角色，然後再是第二個。

希特勒把國際社會分為三類——為了獲得德國的生存空間而確定為征服物件的國家；敵視德國擴張而成為必然的敵人的國家；可以扮演暫時同盟者角色的國家。第一種型別是俄國；第二種，法國；彼此大不相同的第三種型別是義大利和英國。但是隨著德國擴張的逐步實現，上述三類將減少為兩類——需要徹底摧毀的國家和可以作為附庸國而被准許保持有限存在的國家。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或在私人談話中談到俄國的時候，可以看到他或則把俄國看成是一個擁有潛在生存空間的地理區域或則把它看成是一個大國時的區別。他反覆宣稱必須征服前者，但是他從來沒有明確說過對後者要宣戰、入侵和戰勝。也許他的基本態度是十二世紀德國邊境王公的態度，那時對他們說來，東部無邊無際的土地是無主人無國家的，居住著原始部落和異教徒，他們是在國際社會疆界之外的。“新的德意志帝國應該再一次沿著原來條頓騎士踏過的原路啟程進軍。”但是加在這個基本概念之上的，是要暫時承認現存的國際社會以及作為其成員的蘇聯。而在這第二個標準上，有可能對蘇維埃俄國採取權宜之計。

從表面來看，敵視蘇聯是第三帝國創始的德國新外交政策最顯著的特點。它在十八個月內就發動了一場外交革命，1922年在拉巴洛簽訂的德俄協約宣告廢除；俄國被驅入西方國家陣營，被趕到德國自己退出的國聯行政院的席位上去，並被驅使同法國結盟。1936年9月4日舉行了德國部長會議，討論強化重整軍備問題，主持會議的戈林宣佈該次會議“比以前所有各次會議都更加重要”，他的權威是根據元首的一份備忘錄，那個備忘錄是“從同俄國攤牌不可避免這一基本思想出發的”。在紐倫堡的檔案中提到對俄國的侵略的不多，這也許是最早的一份。但是江河的主流下面有旋渦和暗流，而不一會兒在1939年8月成為最主要的事情的那些旋渦和暗流已經出現。第三帝國反共的宣傳和政策是個雙重威嚇，此時更多地是用來啟發西方輿論而不是著眼於納粹擴張的根本計劃的完成。“反對布林什維克感情的炫示證明是在歐美民主國家消除反納粹反應的最有力的工具。”隨著德蘇條約的締結，希特勒登上單一的威嚇的那一級，而到了1941年6月，一切威嚇都拋棄掉了，他可以公開說話的時刻到了。

俄國是納粹敵視的陽極，法國是陰極。

我們外交政策的未來目標不應該涉及面向東方或面向西方的問題，而是要有一項東方政策，這項政策將考慮到獲得德國人民所必需的那些領土。為了執行這項政策，我們需要那種現在被我們民族的死敵法國剝奪掉的力量；法國正把我們置於它的掌握之中，殘酷地剝奪我們的實力。因此我們應當不惜作出任何犧牲來努力摧毀法國在歐洲建立霸權的圖謀。

在法國還是佔壓倒優勢的歐洲強國的時候，希特勒政治上成熟起來，並形成了他對德國對外關係的看法。1923年1月，法國佔領了魯爾；同年11月，希特勒製造了慕尼黑暴動事件；1924年4月至12月，他被拘禁在蘭茨貝格的堡壘中，寫了《我的奮鬥》第一部分。那本書的兩卷裡都反映了法國佔領魯爾的情況。

在法國人將威脅付諸行動＇他寫道＇，一開始小心翼翼地滲入下德國的煤礦盆地的時候，命運的時鐘向德國敲響了。那是一個偉大而具有決定性的時刻。如果在那時我國人民不僅改變了心境而且改變了行動，德國人的魯爾區對於法國本來可以象莫斯科對於拿破崙一樣。

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