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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違揹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集團利益的政策（例如，提出種種公共工程計劃從而向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在法國，對於正式選出的政府所施加的或許是最大的壓力來自法蘭西銀行的董事們，他們鼓動靠投資生活者抗拒每一個貶值的建議，從而迫使政府繼續退居幕後，縱然國家的經濟地位和全國的社會安寧已經岌岌可危。

這場鬥爭一直鬥到最後。金融家們希望他們會有更持久的力量，但是，隨著鬥爭的加劇，國內的信心動搖了，以致投機商們將黃金攜往國外。上述投機性黃金外流，比之逆差造成的外流更甚，極大地破壞了法蘭西銀行董事們能夠施加影響的基礎。在1936年最初幾個月，左翼勢力積聚力量，投機性黃金外流由於預料會引起貶值而日益增加，法國此時的對外財政地位危若累卵，經濟蕭條也達於極點。

在希特勒進軍萊茵蘭兩個月以後，勃魯姆領導下的人民陣線聯合政府開始執政。勃魯姆象羅斯福一樣，推行旨在把復甦措施同社會改良結合在一起的長遠政策。法蘭西銀行受到政府更為直接的控制，但是同時工資率提高了，並開始實行帶薪休假和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由於對外收支的繼續惡化，銀行要求中止出售黃金。這時，勃魯姆將法郎貶值百分之二十五，並與聯合王國和美國締結三國協定。這個協定規定，在未經相互磋商（並非相互同意）之前，禁止繼續貶值。1937年，就業略有增加，但是工時總數下降了。進口額低於1929年百分之二十，出口額低於同一年百分之三十以上。工資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完全被物價的成比例的增加所抵消，從而引起對外收支的進一步惡化。這種惡化如果不是由於政府在公共工程和重整軍備方面實行赤字支出，就會使國內就業水平受到的影響達到悲慘的程度。

勃魯姆短命的聯合政府使得階級衝突嚴重化了，完全扼殺了私人投資的積極性。但是，只要對外收支繼續不受控制——而這件事轉過來又是信貸相對緊迫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透過赤字支出來實現經濟恢復在法國也只能永遠是當時情況下的偶然性產物了。在那裡通行的成本和價格條件下，復甦的真正基礎，即外匯管制，卻是沒有的。一直到1938年年底，成本和價格的上漲才被制止，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才被宣佈廢除，貨幣才穩定在把所有估值過高的偏差都糾正過來的水平上，以及暫時地把有些外流的法國資本實際上收了回來。

這樣，法國連一點真正經濟恢復的火花都沒有迸發出來，它在整個三十年代仍然是虛弱的，而在此時期，德國和其他極權主義國家卻正在增添力量。毫無疑問，在這十年中，經濟力量在歐洲領導權的生死收關的重新定向中，以及在全世界勢力均衡的轉移中，都起著關鍵作用。

在極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獲得和維持經濟實力的原因是什麼呢？義大利、日本和德國，象民主國家一樣，主要依靠對外貿易。但是，它們的政府確保把因外匯收支波動而引起的對國內經濟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日本象聯合王國和（為了不同的理由）美國一樣，業已選擇貶值作為改善對外收支的手段。但是，它在蕭條期間也對資本移動實行外匯管制，並在第二次對中國的征戰開始的時候把此項管制保留和擴大到商品支付上。德國和（初始的）義大利，象法國一樣，拒絕了貨幣統一貶值。義大利於1934年代之以外匯管制，而德國在希特勒上臺的兩年內把1931年以來管理資本移動的外匯管制擴大到一切現行的交易。德國政府用這個方法確實能夠防止外貿總支出超過總收入。

不過，這種對外貿易手法能給擴大的經濟帶來什麼寬慰呢？如果世界需求恢復緩慢，外匯管制保證德國會得到它所需要的進口貨物嗎？當然不是。如果出口收入不擴大，進口就必須加以限制，而這一點反過來就會對任何國內復甦計劃設定障礙。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德國人又向前進了兩步：（1）實行外匯管制的同時，還實行進口許可證和限額制度，這使得他們能對必不可少的和非必不可少的進口貨物加以區別；（2）如他們所做到的，德國政府掌握了德國對外貿易狀況和結構的全部情報，鼓勵發展本國資源和代用品來取代原有的進口貨物。這樣就成功了一半。因為如果不准許國外影響來危害國內的恢復，那麼復興就只是透過金融和財政政策的手段來刺激國內需求的問題了。

在所有三個極權主義國家中，金融當局都同本國政府合作。這三國的長期利率都維持在遠遠低於蕭條以前的水平上。雖然在德國，其穩定在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五的利率僅僅在1935年才開始，但在1933年就已採取措施在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