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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乖乖地讓我包，而且一動也不動，好像知道我要為它診治了。生物常有一種特別的感動。像馬，會乖乖讓人為它釘上“馬蹄鐵”；狗會乖乖洗澡打針。連我以前養的貓，平常兇悍極了，甚至會攻擊人，但是當它生病的時候，只是拿出籠子，對它說“進去！帶你去看病。”它就乖乖地走了進去。

這螳螂想必也懂。於是原本以為要大費周章的事，現在很輕鬆地解決了。把它放上顯微鏡的平臺，再用膠條固定一隻手臂，我開始調整焦距。

它的鉗子是半透明的，使下面的光能透上來，沒兩下就看到了。再用“微調”，上下扭一扭，焦距就落在不一樣的“深度”，看到上面一層皮的“斷口”。

“太棒了！”我跳了起來，向擔任手術助理的女兒報靠大好的訊息：“如我所料，是鉗子上的皮沒脫掉。”

下一步當然是動手術了，這是真正的“顯微手術”，我找來了幾樣工具一10SE27Cr眼科專用的小鑷子、Paragon的十號手術刀和10SEHRCr的尖頭小剪刀。這些東西都是我平時用來解剖小鳥和花草用的。這是第一次用來對付昆蟲，而且不是解剖，是解救。

“解剖”與“解救”是一體的兩面，“解剖”是為研究，以便未來解救。解救不成功的病人，又常要作病理解剖。所以有些將要絕種，而在保育之列的生物，別人不能抓，研究人員卻能抓，甚至不但抓，而且殺。道理很簡單。這殺，是為了拯救，殺少數可以拯救多數。記得我有一次在校園折了一大枝櫻花，別系的教授看到了，過來罵我。我說我是藝術系的教授，那教授立刻道歉，還為我開脫地說：“那當然！那當然！請儘量摘，會凋的花能成為不凋的藝術品，多好啊！”

多好啊！問題是什麼叫做專家？什麼又叫救贖？什麼人有權殺？他能殺多少？這世間可有個規定？於是然希特勒可以為所謂建立美好的未來世界，而殺猶太人；日本人可以殺中國人；三K黨可以殺有色人。他們都有道理，為了世世代代億億兆兆子孫的幸福，而一時殺幾千萬人，算什麼？

戰爭就像用刀在桌上割紙，既要把紙切開，當然可能傷到桌面。戰爭的目的是為和平，在這求和平的過程中，流彈殺幾百萬人，算什麼？在為大多數守法的順民謀幸福時，誤殺幾個人，又算什麼？在“殺一儆百”，圖民眾叫好的情況下，把一個從來不曾犯案，只因為賭博欠了錢，而臨時起意，在忠孝東路上搶了錢的水電工，就以最快速度判死刑，且拍出五花大綁，吃“用筷子插著的滷蛋”的電視同畫面，又是多麼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

現在我的屠刀就要散發恩澤了，把那些不義的剷除一淨。在顯微鏡的幫助下，我用刀鋒輕輕刮，像刮掉一層蠟似的，將那舊皮刮掉。

新皮與舊皮幾乎已經長在一起了，我相信這是因為當脫皮的階段完成，它身體裡的筋肉就會開始膨脹，且脹大許多。（否則，它也不必脫皮。）新皮先是軟的，有如一層薄膜，一邊膨脹，一邊風化變硬，所以現在新新舊舊全擠到了一處。

但是以我的功夫，應該沒問題。如同刻圖章，不敢用力刻，總可以一點一點刮。我幾乎可以聽到，當那舊皮被刮掉的時候，裡面獲得解放的“聲音”。那是脆脆的一種音響，像是“春溜解凍”，下面是活的流動的水，上面是死的硬硬的冰，那解凍是一種崩，咔咔咔，全崩解了。

手術動完，放回盒子，它立刻站了起來，昂著頭，卻仍然垂著臂，我開始有點失望，難道手術失敗了，又或是嫌晚了？損失既已造成，便無力迴天了？

我開始矛盾，如果手術真不成功，我是留著它，天天喂到嘴。由我作螳螂，出去抓蟲；由它作主子，等著吃蟲。還是照原來的計劃，把它處死？“既然死馬當活馬醫，醫不好，當然是死！

我也想到“種馬”。對那稀世的寶馬，即使它傷了腳，也好好養著，等待配種。一個受傷的英雄，雖不能動，生下的孩子，可還能成為會動的英雄。

想到在兒子畢業典禮上，遇到一位來自烏干達的醫生，黑得發亮，亮得令人尊敬。他說：你知道嗎，在舊時烏干達的部落間發生戰事，如果擄獲了敵人的大將，並不把他殺掉。相反地，還把自己部落裡最強健聰明的女人嫁給他。等他們生了女兒，就鼓勵繼續生，如果生出了兒子，則立刻把那父親殺掉。

道理很簡單，他們要“強種”，而強種常不是自己圈子能孕育的，必須“遠交”，取遠處的種。

也想到最近紐約州羅徹斯特的一個奇案——一位一九八五年車禍後變成植物人的女孩子，住在療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