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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能聽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終於跳出金籠的棺材，去吃我給它的蘋果。回頭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著，只是腿上削去一大塊肉，上面許多齒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報告了這個驚人的訊息。

殘酷或反傳統的新聞，常是大家愛看的。如同早上在辦公室，翻報紙，看到“某婦人一怒之下剪斷丈夫的禍根，扔出窗去，正好被過路的野狗當作上天賜予的香腸，一口吞下。”大概很少有人能不“興奮”地向大家宣讀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總是浮動在人性的底層。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與我〉裡說“有思想的人，誰不想自殺？”卡繆在《異鄉人》裡說“每個正常人，多少都曾期望過他們新愛的人死掉。”這些不能被世俗承認的言論，卻可能衝擊著讀者的心靈，甚至獲得某種程度的共鳴。

人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動物。當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別人做了，而且被發現、被懲罰，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看吧！幸虧我沒做，否則下場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該被修理。

看吧！不是隻有我想做，許多人已經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於是社會在表面呈現高度的禮教，在底層卻浮動著離經叛道。也幸虧這離經叛道的東西存在，於是被小說、電影、戲劇、繪畫……一一攤開來，且引起人們的共鳴，千萬潛藏的快感。

現在居然從一隻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離經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悅”呢？

讓我想起前些時看過的一部法國電影“生命不過如此”（Life　and　Nothing　But）這部被紐約時報影評人評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電影，描述一次大戰後，遺族們紛紛趕往前線認領自己親人的屍體。

一個衣著考究、美豔無比的少婦也去了，一處處奔波，當最後確定丈夫已經死亡之後，居然說：“原先真怕他還活著，卻變成了個廢人；現在知道他死了，反而輕鬆了。”最後竟然愛上帶她認屍的一個軍官。

“找，只是基於夫妻的情義，不得不找。”“找，只是想確定他真的死了。於是我獲得完全的自由。”

這隻母蛐蛐出來尋夫，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想法呢？

死本來就是不必被同情的。不管怎麼樣，死者感受不到同情。真正該被同情的，是生者。所謂“逝者己矣，生者何堪。”死的人，是主動離開的人，留下活著的孤兒寡母。怪不得許多未亡人會先“撫屍”痛苦，再“捶屍”大罵：“你好狠的心哪！拋下我們不管……”

既然如此，另結新歡，甚至為新歡演出“大劈棺”，又有什麼不對呢？

“大劈棺”應該是平劇迷無人不曉的戲碼。它演的是什麼？演的是姦夫淫婦還是一個“實實在在要活下去的女人”？既然丈夫已經死了，進了棺材。新來的男人便不是“姦夫”；為了救新男人，而去劈前夫的棺材，挖前夫的腦子治病，也是一種權衡之後，不得不做的事。

話說回來，這婦人的丈夫，明明沒死，卻要裝死，還化裝成另外一個男人試驗自己的妻子，又難道是對的嗎？

我有個男學生要和太太離婚。原因是他在情人節故意偷偷用“一個仰幕者”的名義送了一大把玫瑰花到他太太辦公室。還附封信，約定下班之後，在某餐廳碰面。

那太太下班前先打電話告訴丈夫，她要晚一點回家，接著就好好化了妝、噴了香水赴約。當然，碰到的不是別人，是她的丈夫。

情人節，兩個人居然鬧離婚。丈夫說太太不忠，時常想著出軌；太太辯說，就猜到是丈夫在惡作劇。

問題是，這男人何必去試探？要知道，試探的不是老婆，是人性。是人性底層的好奇與叛逆。

他跟“大劈棺”裡的莊周一樣，是混蛋！

想到這一點，我就不怪母蛐蛐了，覺得她能在憑弔之餘，把丈夫當食物進補，未嘗不是聰明之事。正想著，那“大劈棺”居然就上演了。

先聽到隱隱約約的蛐蛐叫聲，漸漸由遠而近，這母蛐蛐的男朋友竟然已經追來了。

這又使我想起剛到美國的時候，大概因為越戰才結束，男人十分“缺貨”。有位美國女人對我說了一個故事——一個女人在海灘上遇到一個男人。“你從哪兒來？”女人問。

“我剛從監獄裡被放出來，坐了十年牢。”

“那太好了！”女人居然興奮地叫來：“那麼你一定是單身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