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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不倦地落實新計劃。1953年9月21日，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地區會議上，曼德拉向全體會員發出呼籲：

以自己雙倍的努力切實地、出色地完成這個計劃。透過艱苦、緊張的工作，透過各個地區一家一戶的動員，來發展會員和加強組織。這些必須靠你們全體的努力。從現在起。國民大會成員的活動不能僅限於發表演講和透過決議。你們的活動必須在廣泛的群眾工作中表現出來，這些工作將使你們能與勞動人民最大可能地建立聯絡。你們必須保衛和維護你們的工會。如果不允許你們公開集會，那麼你們應當在工廠的機器旁，在回家的火車和汽車上舉行會議。你們應當在村裡和棚戶區召集會議。你們必須使我們人民居住的每一個住宅、每一個鋪位和每一個泥土屋成為工會運動的一個分部。你們必須永不屈服。

新的領導班子在主席阿爾伯特·盧圖利首長的領導下，肩負著組織機構改革的重任。盧圖利出身於黑人基督教家庭，從小就在教會學校就讀。他的家族從其祖父起即開始皈依基督教並任酋長。他畢業於納塔爾的亞當學院。隨後從事教育工作達17年之久。1936年他被選為格魯特維爾酋長。就職期間，他更深刻地瞭解了黑人的艱難生活。他親眼看到，在他管轄的地區，白人政府制定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經濟上的剝削，造成了一系列悲慘情景。這促使他更堅定地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1946年，他當選為“土著代表議事會”的成員，從1951年開始，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納塔爾分會主席。

在蔑視運動中，他與曼德拉、西蘇魯等人一起，始終站在隊伍的最前列。政府為了加強控制，對他發出最後通牒：要麼退出非洲人國民大會，要麼放棄祖魯的格魯特維爾地區酋長職位。他毅然選擇了後者，並堅信非暴力“是唯一可以使用的非革命的、合法的、人道的方法”。他宣佈決不放棄鬥爭的演說大大鼓舞了當時正在逐漸降溫的蔑視運動，人們對他的宣告報之以熱烈的歡呼。正是由於他的非凡勇氣和卓越貢獻，在1952年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上他才被選為非國大主席。但隨後的多次禁令和由於高血壓導致的中風使他難以擔任實際領導工作。這樣，副主席曼德拉責無旁貸地挑起了這副重擔。

1953年，在紐約聯盟神學院作為訪問學者待了3年的馬修斯教授回國了。他在開普省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上提出組建一個國民議會的建議。他解釋說：“‘國民議會’即‘人民代表大會’，要代表本國的全體人民，不分種族和膚色，為將來的民主南非草擬出一部自由憲章來。”這應是一個關於未來南非的藍圖。正如盧圖利評論的那樣，“總而言之，我們主要不是獻身於反對某種東西，儘管這是目前形勢強加於我們的。我們是被為了某種東西而工作的理想所激勵。”這明確指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要任務並不是在於破壞，而是在於建設。

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倡議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會、有色人組織和民主人士大會的響應。後者是由崇尚民主平等的白人組成的。這些組織接受了關於共同籌備人民大會的建議，並在1953年採取了許多具體的措施。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全國行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一成立，即致函國內各政黨、工會、社會團體和宗教團體，建議支援召開人民大會和派代表參加全國行動委員會。南非總理馬蘭先生竟然也有幸收到了一封署名為“全國行動委員會”的來信。

全國行動委員會還用英語、祖魯語、科薩語、索托語和阿非裡卡語發表了《告南非聯邦全體公民書》。在城鎮、鄉村和保留地，“告公民書”和各種傳單到處散發。人們饒有興趣地談著傳單上的種種問題：“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話，你會怎麼辦？你怎樣著手把南非建成各族人民的樂園？”同時，各種各樣的回答紛紛送到了全國行動委員會。更有趣的是，為了對4個提出倡議的組織和4個主要種族表示尊敬，人民大會採用4幅輪子作為標誌。很快，在全國各地的圍牆上就出現了用白粉或彩色繪製的這一圖案。

同時，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聯名向聯合國南非聯邦種族關係調查委員會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指出：“鑑於政府的立場，不可能指望它會懷有誠意地對待關於改善南非現狀的一系列建設性意見，因此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宣佈：它們準備在1955年以前發起和召開南非人民代表大會。備忘錄指出：“各個種族共同努力召集代表大會，而出席大會的代表將由全國各地區的人民直接選出，這在整個南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目的是制定‘自由憲章’，憲章將提出南非各居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