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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有幾個中產階級的猶太朋友，他們的父母也把他們送到那所德語文法學校就讀。這些孩子的父母都不是那些講意第緒語、信正教的乖僻的德系猶太鄉民，都是能講多種語言、不太講究猶太正統的商人。在漢斯？辛德勒出生在茲維陶一個純種德國人家族前不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出生在哈那平原對面貝斯基迪丘陵地帶的這樣一戶猶太人家。

奧斯卡後來的作為不禁使人們對他的童年也產生了些許期盼。小奧斯卡應該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保護過幾個受欺負的猶太男孩吧。其實發生這等事的可能性極小，我們並不知情也只有更好，因為這種場景未免太做作了些。此外，拯救一個猶太孩子的鼻子免於流血並不能證明任何東西。希姆萊本人就在一次訓話中對他手下的別動隊抱怨過，每個德國人都有一個猶太朋友。“‘猶太人都該被消滅，’每個黨員這麼說。‘當然，這是我們的計劃：消滅猶太人，徹底滅絕——我們堅決執行。’可是執行起來卻並不堅決，八千萬可敬的德國人，每個人都有一位正派的猶太人朋友。當然，別的猶太人都是豬，可這一位卻是個獨一無二的猶太人。”

如果受希姆萊的啟發，還想為奧斯卡成年後的拯救熱情尋到點早年的蛛絲馬跡，我們可以拿辛德勒家的隔壁鄰居來頂缸：持自由主義思想的拉比拉比（rabbi）是對猶太教負責執行教規、律法並主持宗教儀式的人員或猶太教會眾領袖的稱呼。費利克斯？坎托爾博士。坎托爾拉比是德國猶太教自由主義思想家亞伯拉罕？蓋格爾的信徒，蓋格爾宣稱，做一個德國人並沒什麼罪過，事實上，跟做一個猶太人一樣值得稱道。坎托爾拉比可不是個犟頭犟腦的鄉村冬烘。他穿著時尚，在家講德語。他把他的禮拜地稱為“教堂”（temple），而不用那個更古老的名字“猶太會堂”（synagogue）。來他的教堂禮拜的有茲維陶地區的猶太醫生、工程師和紡織廠的老闆。如果他們外出旅行，他們會向別的商人炫耀，“我們的拉比是坎托爾博士——他不僅給布拉格和布林諾的猶太雜誌寫文章，還給各家日報撰稿呢。”

坎托爾拉比的兩個兒子跟他的德國鄰居辛德勒家的兒子上的是同一所學校。這兩位公子都天資聰穎，也許終能成為布拉格的德國大學傑出的猶太教授。這兩個剃著平頭、講著德語的神童，穿著及膝短褲在夏日的庭院裡撒歡兒奔跑。跟辛德勒家的兩個孩子不是你追我就是我追你。望著他們在紫杉樹籬間奔進奔出盡情嬉戲的坎托爾博士，應該會欣慰地想，蓋格爾、格雷茨、拉撒路，還有十九世紀所有那些德系猶太自由主義思想家的預言不是已經成真了嗎？我們過的是開明的生活，我們受到德國鄰居的尊敬——辛德勒先生甚至在我們聽力所及的範圍內譏笑那些捷克政客。我們既是《塔木德經》細緻貼心的闡釋者，又是通曉俗世學問的學者。我們既屬於二十世紀又屬於那個古老的部落種族。我們既無意侵害他人，也不會遭到他人的*。

辛德勒名單　第一章（3）

然而，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這位拉比就將不得不改變他這一樂觀的判斷了，他最終會明白，他的兩個兒子單靠一個德國語言的博士學位是沒辦法買通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事實上，無論二十世紀的技術還是任何一種世俗的學識，都無法為一個猶太人提供遮風擋雨的避難所了，更遑論那些猶太拉比了，在新一代德國立法者眼中，他們是最不能容忍的。坎托爾全家於一九三六年移居比利時。辛德勒一家從此再未得到他們的任何音信。

處在青春期的奧斯卡才不會去理會什麼種族、血統和領土云云。他是個摩托少年，對他來說，摩托車才是整個宇宙最讓他欲罷不能的偶像。他父親又是個天生的機械工，似乎也一直在鼓勵這個男孩對最新型機械的狂熱。在高中的最後一年間，奧斯卡成天騎著輛火紅的500CC加洛尼摩托在茲維陶亂轉。他的同學埃爾溫？特拉加希就常常懷著無法形容的渴慕，望著那輛火紅的加洛尼在大街上絕塵而去，吸引著在廣場上散步的市民的目光。這輛摩托車也跟坎托爾家的兩個神童一樣，是當地的一絕——它不僅是茲維陶獨一無二的一輛加洛尼，不僅是摩拉維亞絕無僅有的一輛500CC的義大利加洛尼，而且整個捷克斯洛伐克恐怕都找不出第二輛來了。

一九二八年春既是奧斯卡青春期的尾聲，也是他跨入成人的序幕，因為當年夏天他就會墜入愛河並決定結婚。正在這個時候，他跨著一輛250CC的摩托古茲出現在城市廣場上，除了原產國義大利之外，整個歐洲大陸另外就只有四輛這種型號的摩托，而且全部歸國際級的賽車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