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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成深圳的大多數企業是相當於把內地的企業按每個車間每個工序分開,獨立地建一個一個的工廠,分工合作,專業生產,以市場為紐帶,以利益為中心,共同發展。很多年之後,中國的國企改革提出“化小核算單位,實行內部銀行化管理”等等,其實就是這樣做的。
聶大躍找黃榮發商量,他自己開一個塑膠廠,專門為黃老闆生產配套的塑膠機殼。
聶大躍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要求可謂恰倒好處,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他們生產的電話機老是遭到客戶的投訴,主要原因就是出在機殼上。聶大躍曾經陪著黃榮發多次跟供貨商交涉,但是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現在電話機產量激增,深圳生產的電話機不僅滿足國內市場,而且供應國外市場,一時間電話機塑膠殼供不應求,於是塑膠廠對客戶的投訴並不像以前那樣上心。前段時間,聶大躍還曾經跟老闆建議:不行我們自己上一個塑膠廠?老闆考慮了很長時間還是沒有下定決心。因為老闆自己不懂塑膠生產,特別是開模,需要用到點火花和線切割,老闆更是一竅不通,如果硬著頭皮上,將來這一塊必須全部依靠聶大躍,對於老闆來說,如果某一項業務完全依靠下面一個打工的,那將是相當危險的。黃榮發對於怎麼開模不懂,但是對於怎麼當老闆他比聶大躍懂,所以他遲遲下不了決心。
當聶大躍將自己開塑膠廠的想法告訴黃榮發之後,黃榮發問:你讓我幫什麼忙?
聶大躍說:第一是租用你那兩跨廠房,租金用貨款抵。
“沒問題。”黃榮發說,“第二呢?”
“第二是我只能付注塑機一半的款,所以需要你擔保一下。”聶大躍說。
黃老闆沒有說話,他在想。
“反正我的一切都是在你廠裡面,跑不了。”聶大躍說。
“那也是有風險的呀。”黃老闆說,“說‘跑’難聽了。可要是你失敗了呢?比如你生產不出合格的產品呢?那麼我損失一點房租到無所謂,但是注塑機那一半的錢不是要我替你揹著?”
“不會的。”聶大躍說,“您對我還不瞭解嗎?沒有把握我是不會這麼做的。即使發生您剛才說的那種情況,還是我的損失比你大呀。”
“所以我說有風險的啦。”黃老闆說。
“那您說怎麼辦吧。”聶大躍問。
黃榮發又不說話了。
聶大躍再問。
黃榮發說:“第一,你要用你的全部資產反擔保,第二,廠房租金免了,我佔百分之十股份。”
“反擔保可以,”聶大躍說,“但是佔股份不行。”
“為什麼?”黃老闆問。
“是你自己教我的。”
“我教你什麼了?”
“你說過,”聶大躍說,“你說朋友寧可合用一個老婆,也不能合做一單生意。”
“哈哈哈哈…”黃榮發大笑,笑夠了之後,黃老闆問:“假如我不答應呢?”
這一次該聶大躍笑了。聶大躍笑得沒有那麼張揚。笑過之後,聶大躍說:“我馬上辭職,找其他老闆合作。”
“好!”黃榮發說,“我放心了。做老闆就是要有信心有決心有原則,該讓步的時候一定要學會讓步,該堅持的時候一定要堅持。你已經具備了做老闆的素質。你肯定會做的比我更好!”
在聶大躍創業最關鍵的時刻,黃老闆支援了他。其實幸虧黃老闆支援了他,如果黃老闆沒有支援他,聶大躍當初有可能放棄。因為恰好在哪個時候,胡婭沁告訴聶大躍:她懷孕了。另外他妹妹聶小雨高考達到大專分數線,如果要上本科,也需要一筆錢。要不是黃老闆支援,聶大躍的錢可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黃榮發不僅在關鍵的時刻支援了聶大躍,而且他關於聶大躍的預言十分正確。事實上,聶大躍很快就青出於藍勝於藍,到1995年前後,深圳電話生產已經進入微利階段,聶大躍比黃老闆早一步看清楚市場發生的微妙變化,率先轉產搞起了VCD,就是杜治洪後來在聯宜會上說的那個“安視”牌產品。到1997年香港迴歸之前,黃榮發的電話機生產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加上對迴歸之後的政策不放心,決定移民新加坡,乾脆將整個工廠兌給聶大躍,使聶大躍第一次擁有了廠房屬於自己的工廠。胡婭沁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與聶大躍離婚的,理由是她懷疑聶大躍在深圳有了別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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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胡婭沁首先提出的,但也未必不合聶大躍的心意。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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