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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嗎？我躲在劉湘的警備司令部裡，有那麼多的兵給我站崗呢。再說他們只知道有個叫光頭的，又不知道這個光頭是誰。”

我啼笑皆非地搖搖頭，又想起我們年輕時在南京參加“五卅”運動的情景。人啊，一輩又一輩，都是這麼過來的。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了，形勢一下子緊張起來。萬縣城裡的年輕人，忙著組織各種抗日救亡團體，一青白日黑夜地忙碌著，來得少了。我想到自己不明不白地關在牢裡將近一年了，蘇聯沒去成，外面的活動又無法參加，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山上的同志們怎麼樣了，寧兒和亞彬還以為媽媽……正在胡思亂想，老汪突然來了，還給我帶了一個叫劉劍國的人來。老汪說：“陳大姐，現在形勢變化很大，你要近期能夠出來，就和老劉一起，從上海走，他負責你一路的安全；如果出來晚了，可能就不行了，上海很快會吃緊的。”

老汪走了，劉劍國每天都來陪我。這是個挺和氣的朝鮮人，流亡到中國來的，像他這樣的人當時在重慶很多。他給我講他們國內的風土人情，講他們的人民做亡國奴的滋味，看得出來他很思念他的祖國；他還說他這次不是到蘇聯，而是要回國去，參加祖國的抗日救亡鬥爭。

沒多久，上海爆發了“八·一三”抗戰，接著蔣介石被迫同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在全國各地公開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戰區烽火連天，敵後的抗日救亡活動也開展得轟轟烈烈，形勢這樣緊張，劉劍國不走是不行的了。這時已經是九月初，他整整陪了我兩個月。臨走時劉劍國對我說：“大姐，眼下國共已經合作，許多共產黨的大人物都放了，你又沒什麼證據，一定會很快出來的。到時候，你就到宜昌東山鐵路壩，找一個叫劉海清的人接頭。上海不好走了，他會送你從延安那邊走。”

我死死地記住了這個地址，和這個人的名字：劉海清。日子又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我出獄的事還是沒有眉目。郝瘋兒和陳吉慶看我著急，就又備了禮信財物，找了一個叫王大爺的去問那個蔡司法，說國共都合作了，即使陳先生真的是共產黨，也該放出來了，還關著她幹什麼？那姓蔡的收了東西，支支吾吾地，只是口裡說快了快了，又不見行動，氣得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正在著急，竹棲回來了，一看我還在牢裡，就急得跺腳：“詩姐，你這是怎麼回事嘛？我看那姓蔡的有名堂，是不是拿到你的什麼關節了？”

我說：“先不說他，還是說你吧，你畢業了？”他說：“就算吧。這回呀，劉湘下了決心，要把兵權抓在自己手裡。原來各地的保安團，都被蔣介石叫康澤派了特務，這回劉湘又在各地建立了國民自衛隊，隊長由縣長親自兼任，副隊長等於副縣長，大多是我們這次培訓班出來的地方軍官，專門和蔣介石對著幹呢。”

我說：“那劉湘封了你個什麼官啊？”

他笑笑說：“還可以，忠縣國民自衛總隊的副隊長。”我說：“好啊，叫孟伉來，我們為你餞行！”

他說：“可是，詩姐你……”

我說：“你男子漢大丈夫的，怎麼就這樣兒女情長，我坐牢又不是第一回了。”

竹棲一聽，突然想起了什麼：“對了，詩姐，我到重慶去看了亞彬和寧君，聽曾三姐說，你上次出來，是她的妹夫雷青成幫的忙？我這次在成都，聽說這個雷青成當了瀘州的專員，說話管用得很呢，要不要我給他寫封信去？”我說：“算了吧，這年月，形勢這麼亂，誰知道誰是怎麼想的？再說他是康澤的大紅人，弄不好會把事情搞複雜了。”竹棲說：“可是再不把你弄出來，我走了誰來管你啊？你這個人啊，就是怕麻煩別人，你不寫，我來寫。”於是他揹著我給雷青成寫了一封信，就上任去了。不久，聽說瀘州來了電報，查問有沒有關著一個姓陳的女教師。陳吉慶聽說了，連忙叫那個王大爺跑到蔡司法那裡說：“叫你放你不放，這下子人家追問來了吧？你知道這雷青成是什麼人？蔣委員長的紅人，劉湘劉省長的好朋友，你以為這位陳先生，當真是尋常人物嗎？人家外面都在說，你留著陳先生是拿她當財神了，只要有她在牢裡，就有人來給你進貢，你吃飽了還想吃，就不怕被脹死啊？”

那蔡司法連忙說：“哪有這回事，陳先生的事情我們都弄清楚了，就是沒雷專員的電報，也要放她的，國共都合作了嘛。”

就這樣，青成的電報來了還不到一個星期，就由一青給我找了個保人，放我出來了。事後聽說那姓蔡的老是關著我不放，果真是王大爺說的那個原因：有我在牢裡，就會有人給他送字、送畫、送錢。就因為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