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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還算過得去。東南和鄰縣廣安連界的華鎣山上，林木豐茂，廟宇嵯峨，山上不但出各種名貴藥材，還產煤炭和石灰。這些農副土產，大都經過渠河運到兩百多里之外的重慶，再經重慶運往長江沿岸的各省大小城市，若是順了春夏天的水勢，從渠河岸邊的兩個小鎮羅渡溪和黎梓衛出發，到重慶不過兩天的路程。

過嶽池再往東去，翻過華鎣山，便是連綿不斷土地貧瘠的高嶺低谷，一直連著大巴山區，於是當年也算是川北的一等縣的嶽池，便很有些惹人眼饞，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銀嶽池”的美稱。

因為富足並且不偏僻，這裡也出人材。一旦有了國門開放的機會，大大小小計程車紳子弟們便不只是在書房裡讀那些八股文章，也經重慶，出夔門，到漢口、南京、上海、北京乃至東洋日本留學深造。回來之後，也有就在外地做官，爾後衣錦還鄉買田置地光宗耀祖的；也有故土難離，立志服務桑梓，發誓在家鄉建一番功業的；當然也有仕途不順，便學陶公掛冠歸隱，閒居鄉里的……這種風氣代代相傳，到了本世紀初，越是興盛起來。

早年縣城裡出過一些大人物，別的可以省略不說，而康家吊樓子卻是城裡婦孺皆知的。這是一座很有點氣派的大宅子。在這裡，出過清朝的翰林大學士，還放過外省的主考，為此城裡專門修了一座翰林院，以紀念這位為家鄉父老爭了光彩的人物，康家也因此成了在地方上很說得起話的名門世家。可是漸漸地，這個家庭便不大景氣，到了辛亥革命之後，主持家政的康老先生，到老來也只掙了個候補秀才的名分，兩個兒子卻連這點功名也沒有，就廢除了科舉。眼下家中雖然還硬撐著書香門第的氣派，卻是明顯地中落了。

家境不順暢，心境也就不好，到了臨終之時，老人眼看著圍在身邊的兒女子孫們，還免不了為他們擔心。兩個兒子雖說沒有功名，卻好歹還有些祖上留下的家產，最令老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那個女兒。想當初，自己為這個掌上明珠找了個好婆家：公公陳尚之是渠河邊賽龍場的陳家壩子上有名的大紳糧；女婿心地寬厚，脾氣也好；家中開了個藥鋪，自己行醫號脈，日子也還過得去。加上陳家九弟兄，是個望族，讀書的多，做官的也多，人家都說自己把女兒送進了福窩窩裡。可是天負人願，沒想到陳尚之自己不爭氣，很快就把偌大一份家產敗得精光，不久前連女婿也去世了，留下這個弱女子拖著四個孩子，全靠為人做些針織活兒，日子也實在過得艱難。

想到這些，老人長嘆一聲，吩咐大兒子把家裡的衣服雜物收拾一些，讓女兒帶回去。

沒想到旁邊突然冒出了一個小姑娘的聲音：“我們不要。”老人有些意外：“為啥不要？”

那小姑娘抬頭看看母親，朗聲說道：“我媽說的，人窮要窮得硬氣，餓要餓得新鮮，要了人家的東西，就會讓人家看不起。”

老人昏花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床沿，連聲說：“好、好、好！人窮志不窮，將來一定有出息，把她送進城來，讓她讀書！”

這個小姑娘，就是我。我是一九○○年出生的，那時候只有七八歲。

外祖父去世之後，母親死死記住了他的話，把兩個姐姐送人做了童養媳，家中拖著得了癆病的大哥，還是千方百計湊了些錢，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大舅的照拂下上了學。大舅是個厚道人，他和二舅有大大小小的四個女兒，年歲都和我差不多。我體諒母親的苦心，學習很是努力，成績好，可是一想到自己家裡窮，總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好在外婆心疼我媽媽，對我格外寵愛，常對人說別看我這外孫女兒命不好，可是自小聰明，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要是又興個什麼新科，我家玉屏，說不定就會中了個女狀元呢。

可是外婆寵壞了我，以至我一到外婆家，就“聚眾造反”，把這個從來都規矩森嚴的大家庭攪得一切都亂了套。

此時，雖然張瀾先生①已從日本回來，在毗鄰嶽池的順慶（今南充）開了“天足會”，力倡掃蕩陋習，但嶽池城裡仍然是男女七歲不能同席，女子上十歲出門就得坐有門簾的車轎，纏足之風依然盛行。我進外婆家，都快十歲了，還是一雙天足。老人家一看就說我們這樣的人家，女兒家哪能沒有規矩，將來人家還說是她外公不在了，我沒有教好。說著就讓舅媽用長長的布條子給我纏足，完了還用針線縫上，任我哭也好，鬧也好，就是不理我。我自小任性，在家裡都是不受人管的，哪裡受過這樣的罪，一氣之下，就悄悄找來一把剪刀，白天強行纏上了，晚上我就拆開縫得密密麻麻的針線，把裹腳布剪成碎片。一連這樣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