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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為了巴結一個港商,竟然出賣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後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協主席,可能刑期還會更長【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證】。於是我還是按兵不動,不太願單獨趕這一趟渾水。
坦率地說,那時的我雖然一邊參與他的提議和密約,一邊還是在考察他的品質和可信度。因為在湖北文壇,其聲譽原本不良,很多我們曾經共同的朋友,都漸漸疏遠了他。但是他對我一直不錯,我也很尊敬他,雖然內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黨,我還是更趨於信任他的。又過了十來天,他電話問我去了廣州沒有,我說父親癌症在住院,暫時沒時間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猶豫原因,下午專程跑來黃鶴樓對我說——你必須去拿來了,海外來了四個人,有專家來鑑定真偽。人家等了這麼長時間,我們怎麼能一開始就失去信譽呢?那以後怎麼開展工作呢?你去取來交給我,我和你一起去廣州。
話說到這個地步,看著他斬釘截鐵的樣子,我再懷疑猶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問題了。於是當夜我派出一個小兄弟阿華,趕赴宜昌去幫我取一個東西回來。兩天後阿華帶回一個密碼箱,我直接拿去交給了熊召政。他讓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趕去他家,他告訴我,他負責帶其中的膠捲,明天出發去廣州。要我帶那個密封的檔案袋,後天趕去廣州。並約好在某個賓館的前臺去找他的房間,他會和“民陣”的人在那裡等我。【此時大約是12月】
四
我帶著兩個人【兩人均在世,可作證】如約趕去廣州,按他的要求在那個賓館見到了他,並把檔案袋親手交給了他,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所謂“民陣”的人。他解釋說他們暫時不見我,但是給我們一行提供了路費。說著他拿出一萬元給我,我說我們三個人來往,不需要這麼多,當場退給他三千。次日我便帶著我的人回漢了。
幾天後他回漢約我見面,說“民陣”將給我們提供一筆地下活動經費,他過幾天就再去廣州拿。就在和他見面後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寶豐路第一看守所。進去之後的輪班審訊,直接指向這批檔案。我當時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願出賣朋友,一直拒絕交代。但幾天之後,就從犯人之間的秘密渠道,知道這兩位也進來了。至此我仍然拒絕回答問題,警方說人家都說了,你何必頑抗。我對他們說——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進來了早晚都會開口,而且肯定幾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須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確實交代了,我再開口不遲。他們問為何要如此呢?我說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後會終生良心不安;而我選擇後招,無非因為態度問題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為這一年而讓後半生抬不起頭來。警察多少有些憐惜我是他們曾經的同行,最後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蓋了指紋的交代拿給我看了關鍵的部分。然後我對他們笑道——遊戲至此結束,你們開始問吧【這些事情辦案人員皆有清晰記憶和口供旁證】。
我徹底交代了全部過程和動機,並公然表明我對獨裁暴君的仇視。但是我還是沒有想明白——我們到底在哪裡出了問題以致被捕的?一個月之後,秘密渠道傳來熊召政被釋放的訊息,我有所懷疑,但仍然不敢堅信。我和阿西被秘密關押了一年之後,終於要開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請律師,指定了一個他們的律師來和我談話。我看見起訴書上沒有熊召政的名字,覺得從法律上完全說不過去——因為密件既非我竊,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轉了一下。如果他無罪,我也應該無罪,這是常識啊。我就此疑惑詢之於律師,律師皺眉苦笑說——你不是警察麼?這個你還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還是想不通——雖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類手段,但是熊召政這樣的名流,我和他無怨無仇且視同兄弟,他有可能來暗害我嗎?我還是不能確信這一點。之後秘密開一庭,我和阿西終於無言見面。他對我說對不起,他先招了。我說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選擇。庭上檢方的舉證終於讓我大驚失色也恍然大悟——原來根本不存在民運組織來人一說,檔案也根本沒有遞送出去,【我此刻才知道他完全在虛構並欺騙我,可是他為何要這樣做呢】檢方說檔案就寄存在廣州的某人家裡,現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給阿西鑑定。也是在庭上我才從保密局的證明中知道,他們鑑定的密級是秘密和機密兩種,沒有任何絕密件。
我要律師代我質問為何熊召政免責無罪,而我要成為被告。律師根本不敢質問這一問題,於是我只好自己陳辭追問,但是卑怯心虛的檢方和法官,沒有任何一句回答——他們完全不碰這個話題,我只能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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