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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董事會結束之後，墨菲都會過來看我。他是我們的資深董事，曾擔任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校長，也是亨利的心腹知己。

墨菲經常給我許多真誠的勸告，當然不是教我怎麼經營公司，而是教我如何與亨利相處。有一天墨菲告訴我：“亨利目前壓力很大，你要寬容一點，他和他太太正鬧得不可開交。”

行賄醜聞

幾天以後，我感冒生病在家，錯過了那次令人震驚的會議。

2月14日我請假。當我不在時，亨利召開了一次高峰會議討論印尼形勢，亨利授權公司的執行副總裁保羅·洛倫茨支付100萬美元佣金給一位印尼將軍，福特可以因此獲得2900萬美元的合同，修建15座地面衛星轉播站。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2）

但佣金的事走漏風聲以後，亨利從迪爾布恩派了兩個人到雅加達去告訴這位將軍，福特汽車公司不能給任何佣金。

洛倫茨是我的下屬，我一聽到這件事就找他來我辦公室：“你為什麼要給那位將軍100萬美元的佣金？”洛倫茨是個規矩、能幹而且很忠實的人，他不想給任何人找麻煩，他告訴我：“這是誤會。”

“誤會？沒有人會因為誤會而付100萬美元！”我說道。

他不再說話，而我堅持要他回答，最後他說：“你不認為我會自作主張做這種事吧？”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是告訴我你在奉命行事？”我繼續追問。

他說：“不能那麼說，但董事長示意我們去做。他說，‘這是那裡的規矩。’”

確實，有些美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國家行賄以爭取生意，但就我所知福特汽車公司從沒幹過這種事。

新聞界風聞我們有行賄的企圖後，公司內部開始議論紛紛，人們津津樂道的程度不亞於水門事件。我們重新清理內部檔案，甚至舉行特別協調會議來統一口徑，以免露出馬腳。

我們不得不開除洛倫茨，而且和以往一樣，由我來做這件事。洛倫茨告訴我：“假如你們不在我的記錄上留下任何汙點，我會靜悄悄地走，但我只是替罪羔羊，你也知道的。如果沒有獲得最高領導的批准我是不會做這種事的。”我很瞭解他的為人，我相信他說的是實情。

幾天以後亨利似乎招認了，他告訴我：“我想我可能讓洛倫茨以為這樣做不會有事，我可能把這個可憐的混蛋引入歧途了。”

禍事連連

一年半之後，有一次我審閱我們發放紅利的名冊，赫然發現亨利決定付給洛倫茨10萬美元。

我問亨利：“我把他開除了，你怎麼能付給他10萬美元紅利呢？”

亨利說：“他不是個壞人。”真是水門事件的重演，洛倫茨出來頂罪，老闆再給他回報。

新聞界這回還是對亨利很客氣，法庭也是一樣。幾年之後我還為這件事被司法部傳去作證，亨利卻沒事，我真不知道他是怎麼躲過的。

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宣佈1974年第四季度的營業損失為1200萬美元，這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數字，比起汽車業1979年到1982年這段期間的營業狀況，僅有1200萬美元的損失已經是值得慶幸的事了。

但這是福特汽車公司自1946年以來首次有營業虧損的一季，因此除了健康不佳和搖搖欲墜的婚姻之外，亨利還必須為公司營業狀況擔心，這使他比以往更偏執、更不講道理。

後來亨利變得越來越缺乏理智。在1975年4月10日我們每月一次的董事會上，我主張把我們1974年末季的股利減少0�2美元，以應對營業損失，這樣公司一年可以節省7500萬美元。

但同時亨利卻把董事的年薪從4萬美元升為47000美元。我猜他是想收買董事會讓他們保持中立。

4月底我們宣佈1975年首季稅後淨虧損1100萬美元，我們已經是連續兩季虧損。

亨利的情緒這時已開始失去控制，7月11日，他終於發作了。

他召集了500名公司的高階經理開會，事前沒有透露任何資訊，甚至也沒有通知我這次特別###的目的何在。

等每個人在會場坐下以後，亨利開始演講，他說“我是這條船的船長”，並說我們高階經理的經營方向大錯特錯。我是總裁，自然心裡有數他的矛頭指著誰。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會議上，亨利的講話毫無重點、沒有條理而且互不連貫。大家出來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