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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軍紳政權則表現為軍國。北洋時期，從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再到胡帥張作霖次第當家，都是軍國；到了國民黨時代，他們自稱*，其實也是軍國，作為黨的國民黨並沒有當家做主，當家做主的是黃埔系的軍人；而原來居於舞臺中心的紳，無論新舊，從張謇、嚴修到梁啟超、湯化龍，再到顧維鈞、曹汝霖這樣的留學精英，甚至包括跟當家的軍人領袖關係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凱的楊度、段祺瑞的徐樹錚、吳佩孚的張其鍠、張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來，人們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國的，卻弄出來個軍國，派系紛爭出來了，地盤和養兵問題成了政治的關鍵。一邊是戰爭和割據，一邊是外國勢力的推進、現代化的開展，一邊是傳統生活方式和環境的破壞；軍官當家說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種養家餬口的職業，秩序混亂；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榮，一面是內地農村的真正破敗。都市有了現代的企業和市場以及大學、報社，但在鄉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時代變化的現代物件，就是漢陽造步槍。

皇帝沒有了，傳統的政治信仰“三綱五常”缺失了關鍵的部件，立不起來了，一部分上層人士，從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論，相信社會進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沒有跟得上，也沒想跟上。

沒有了皇帝，對於一部分底層的人來說，就等於沒有了王法。於是鄉村秩序有點亂，社會邊緣或者叫第三社會的成員——土匪、流氓、私鹽販子統統活躍起來，鄉紳們也只好跟著武裝起來，沒有武裝的，只有靠邊站。社會在配合軍人的武力統治，整個社會都呈現武化的面貌，講道理的不多，來耍橫的橫行，你殺來我殺去，不服就比較刀法槍法。即使在軍閥內部，由於“綱紀”大亂，反叛的部下總是很多，一個軍頭混成了一省的督軍，如果不親自兼任一個主力師的師長，就立馬會被人架空，什麼都說了不算。

在這種困惑之下，很多軍閥當家之後，都感到有重建傳統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揚傳統道德，印十三經。但如果走到復辟帝制的地步，就會崩盤，像袁世凱洪憲帝制那樣。因為進化論的信仰，在發言權最大的上層人士那裡，早已根深蒂固，按照進化論邏輯建立的西式政體，無論操作得多麼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這個進化的邏輯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斷革命。

把民國弄成軍國的武夫們，其實跟傳統王朝末代的前輩不一樣，他們是國人學習西方、立志富國強兵、幾代人奮鬥的果實。他們中，無論留學日本計程車官生，還是本土軍事學堂的學生，有愛國報國之志者並非少數。國家變成武人割據、軍閥混戰的局面，很多軍人也很痛心。北洋時期，幾代當家的軍閥，除了鬍匪出身的張作霖，都表現出對民國這種西式政體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樣，都得要國會，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還認賬。章太炎打上門去罵袁世凱，還砸了總統府的傢俱，袁世凱也只能把他軟禁起來，每月給五百大洋養著；當了總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記者寫文章罵他，罵也就罵了，斷然不會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趕上脾氣不好的，也許會把報館封了，這邊封了，那邊轉身人家又開辦了。批評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記者的毛病。

就算陳志讓先生沒有提及的國民黨時期，對輿論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設個新聞檢查官，看出來不合適的，也就是開人家天窗而已。大學更是如此，當時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國立、私立和教會大學並存，不僅私立和教會大學，政府無法置喙，就是國立大學，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沒法子說了算。清華大學屬於國立大學，可在梅貽琦長校之前，接連幾任校長都被學生和教授們轟走，政府也無可如何，斷然想不到治這些鬧事者的罪。大學裡講什麼、怎麼講，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誰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國民黨激烈查禁“赤化”的時候，大學裡教*主義也是合法的。黨化教育，最終的結果，也無非是在大學設了訓導處，對大學的權力結構沒有什麼影響，頂多算是一個政治廁所，只能吸引些職業學生像蒼蠅一樣飛進飛出。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民國時期，一方面是軍人專權、軍閥割據，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榮。在一些軍閥熱衷恢復傳統道統的同時，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西風勁吹，甚至吹到全盤西化的境地。民國曆史，呈現的是一種異常弔詭的面目。

《軍紳政權》是陳志讓先生30年前的舊作（1978年的講稿），這樣的舊作，在30年後依然能夠再版，一方面說明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史學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