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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冷汗醫好了頭風病。

前一陣在香港講學，閒著無聊，亂翻清人筆記，居然發現了一篇這種嚇唬人的妙文，足以跟《討曹操檄》和《討武曌檄》鼎足而三。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賞：

為出示曉諭事，本大臣奉命統率湘軍五十餘營，訓練三月之久，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正、二兩月中，必當與日本兵營決一勝負。本大臣講求槍炮，素有準頭，十五、六兩年所練兵勇，均以精槍快炮為前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湘軍子弟，忠義奮發，合數萬人為一心。日本以久頓之兵，師老而勞，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惟本大臣以仁義之師，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殺人為貴。念爾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豈願以血肉之軀，當吾槍炮之火？迫於將令，遠涉重洋，暴懷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飢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間，晝夜無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號泣而不聞。戰勝則將之功，戰敗則兵之禍，拼千萬人之性命，以博大島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賢大夫，未必以黷武窮兵為得計。本大臣欲救兩國人民之命，自當開誠佈公，剴切曉諭：兩軍交戰之時，凡爾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即交出槍刀，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仁慈廉幹人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後，即遣輪船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鑑，決不食言，致傷陰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敵，試選精兵利器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法。請鑑前車，毋貽後悔，特示。（大島圭介為甲午戰時的日本駐朝公使，當時中國輿論認為他是導致中日開戰的一個陰謀家。）

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湖南巡撫吳大澂之手（很大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筆），時間是光緒二十年底（公元已入1895年）。當時，北洋水師已困守劉公島，離覆沒不遠。而陸軍則從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吳大澂在晚清也屬於比較開明而且務實的“廉幹人員”。在危難時率軍出征，而且帶的是武器裝備以及訓練都遠不及淮軍的湘軍，居然能夠發出如此氣壯如牛的檄文，要在戰場設立“投誠免死牌”，並要約日軍“接戰三次”，讓人家“三戰三北”，自己則可效諸葛亮，有七擒七縱之法。

當然，吳大澂的部隊，接戰還是真的跟日軍接戰了，並沒有說了不練，只是戰績跟淮軍一樣，打一仗敗一仗，三戰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自己。開戰的時候，我估計什麼“投誠免死牌”之類的也沒立起來，投降的日本人，一個都沒有，一天管兩頓飯以及用輪船送回自然都談不上了，倒是被圍在劉公島的北洋水師全體被俘，被人徒手裝在一艘卸除了槍炮的訓練艦上，送了回來。

湘淮軍也是中國學西方搞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中日開戰之前，中國計程車大夫，一致認為日本軍隊，不及湘淮軍遠矣。就連世界輿論，也大多看好中國，沒想到真的動起手來，如此不中用，兩軍輪番上陣，結果連一個小勝仗都沒有打過。據對陣的日軍說，中國兵打仗一上來就亂槍齊放，等到子彈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們撤退的時候了。看來，“精槍快炮”，而且“素有準頭”，只是嘴上說說而已。手裡不比日軍差的洋槍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過年放的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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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與民國的兩套邏輯

陳志讓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是中國大陸改革之後，最早公開引進的西方歷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進得相當及時，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聯書店推出。

陳志讓是加拿大的華人學者，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學的是經濟學。讀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憶篇札，可知道當年的西南聯大，集中了中國近代學術轉型以來最優秀的學者再加上一些怪傑，屬於那種有大師而無大樓的大學，這個大學又有讓學生隨便聽課選課的學風，不僅人文社科相互串門，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選課。出身經濟學的陳先生，後來居然做了歷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點都不奇怪。陳先生的書，跟那時候為數不多的幾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樣，是我們這代學者的啟蒙之作。它第一次讓我們知道，原來近代史除了為領袖的言論做註釋，以及按這些言論所指示的路徑解釋兩大運動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還可以這樣寫。

“軍紳”兩個字，用來說明北洋時期的民國，傳神而簡潔。從晚清到民國，從權力結構上來說，正如陳先生所說，就是從紳軍變成軍紳的過程，軍人成了這一時期發言權最大的人。在政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