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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恰恰相反。

所謂集體本位，意思就是一個群體中一般成員的意見，是透過這個群體的精英來表達的，而倫理本位則表示，所謂的精英只能是群體倫理關係中的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國會選舉中，雖然中國人還沒有學會買票賄選，但一人一票的選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個選區的投票，差不多都是體現本區域精英的意志，所謂選舉，不過是工作人員抱著票匭四鄉走一圈，然後按照選民冊代填選票而已。候選人不知道用政見討好選民，主導選舉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選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選人，因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懂得選舉與自己社群日後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只是推出他們認為合適的人而已。民元國會選舉，國民黨之所以大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地方精英看來，國會是革命之後的新鮮事，而新鮮事就得跟革命沾邊的人來辦，因此，跟革命有關的國民黨就佔了便宜。顯然，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有深厚的群眾基礎。

然而，當選舉接著進行下去之後，買票賄選的本事，中國人也學會了。這麼一來，選舉在底層社會，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選票需要買了，買的時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買，只要買通一個地方精英，那麼這個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選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為也分成兩類，一類借選舉為自己牟利，買票的錢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壓得住茬，一般也不會出現亂子；一類比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會把選舉當成為自己群體謀福利的一次機會。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開會議決，本族的選票一定要賣給出錢最多的候選人，而賣票所得，一律作為宗族的公產，用於宗族公益。當然，如果有政權的干預（一般都是掌權的軍閥），價錢上可以優惠，但必須用其他條件作為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安福國會的選舉中，原本覺得自己在人望上佔優勢的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會大敗給倉促組建的安福俱樂部，只得了區區二十幾個席位，因為安福俱樂部背後有軍閥政權的支援，在政權和金錢兩種資源上，研究系都沒有優勢。

選舉在近代中國底層社會的工具性悖論（2）

軍閥政權利用選舉組織國會，為自己的政權提供合法性，但底層社會卻把選舉變成一次相當純粹的市場交易。事實證明，雙方在當時的條件下，都達到了理性選擇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國民黨行憲國大的選舉，跟此前的選舉有所不同。由於國民黨政權有點全能主義的味道，因此動員能力和社會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權要強很多。其黨、政、軍、警、特在地方上，還是很有力量的，政權對社會的滲透也遠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畢竟經過了現代政治幾十年的洗禮，二戰勝利，*國家的聲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識水準比較高的居民，*意識有所覺醒，人們初步意識到了選舉與自己生活的關係，只是這類人實在太少，對選舉大局構不成很大的影響。同時，我們看到，由於戰爭的破壞，原有的鄉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減弱，從前選舉的買票方式，往往會出現問題。

因此，此次國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更多地表現為國民*家機器在地方高度動員的局面。儘管在選舉之初，國民黨為了防止代表變成國民黨員的清一色，曾經力圖透過地方協商，儘量保證某些無黨派人士，尤其是青年黨和民社黨等附和他們的“*黨派”成員佔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這個比例通告給這些小黨。然而政權機器一開動，地方上擔心的卻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夠，難免動員過度，最後使得小黨和無黨派人士紛紛落馬，國民黨中央又不得不出來糾正，結果原來當選的人又不幹，演成很多選舉糾紛。

這種政權體系動員下的選舉已經演變成完全意義上的政權工具，參與選舉的底層民眾，既不可能得到選舉自己的代表的好處，也得不到賣票的利益。選舉，只是上層政治的工具，*跟老百姓依然距離很遠。

在歷史上*進行的最認真的選舉實踐，是在抗戰時期推行的基層選舉。在整個抗戰期間，*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由於選舉的實行，為*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很多國統區的*人士以及外國朋友，凡是到過根據地的，都盛讚根據地的*。相形之下，國民黨治下的國統區，反而背道而馳，不僅沒有選舉，而且一度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政策，跟根據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顯然，在抗戰時期*推行的選舉，從選村長到選邊區參議員，都是相當認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後操控的痕跡。由於*對於底層社會超強的動員能力，因此根據地每年進行的“大選”（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