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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釣魚執法

釣魚執法，在中國是個古已有之的舊傳統，一丁點都不新鮮。

在明清兩朝，政府具體的執法人員，被稱為衙役。具體地說，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謂捕快之類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屬於三代不能參加科舉的賤民，但是，這個賤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爺那裡才名副其實，而在老百姓那裡，捕快則往往被尊為“翁”或者老爺。因為，朝廷的法度，實際上是靠這些人來落到實處的。在某些情況下，普通百姓，是罪犯還是良民，往往在他們的一念之間。因此，儘管對外名聲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想當捕快，還得花錢買。當不上正經制役，做不拿工錢的幫役、白役，也一樣趨之若鶩。所以，凡是個縣衙，裡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編。

超編不要緊，因為一個縣衙，真正吃官糧的人，其實只有上面派來的主要官員。剩下的書吏和衙役，正經的官方支出，只有一點補貼。至於幫忙的幫役和白役，則一分錢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沒有靠補貼吃飯的，想靠也靠不上，因為那點銀子根本養不活人。不過，衙役無論正、幫、白，都活得很滋潤。這個滋潤，靠的是官府的辦案權。實際上，他們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爺手裡那顆大印。憑著官府的威風，有事加點，沒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飽飽的。這沒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釣魚執法。

釣魚執法，首先要找對魚。什麼叫做魚，就是那些有餘錢剩米，但又沒什麼權勢之輩。就像上海的釣魚者，他們總不能去釣軍車，釣黑牌的外國車，釣政府機關的車（真要是哪個釣到這些車頭上，魚釣不到，還會惹一身的腥）。找好了物件，就好下手了。找個外地的無賴，假裝是逃犯，然後跑到被釣的魚那裡，裝成逃荒人，要求收留。總之，百計千方，裝可憐，只要收留，哪怕不給錢白乾也行。只要被釣的物件善心一動，或者貪念一動，以為天上掉下來便宜的勞動力，將來人留下，衙役隨後就到了。一個窩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讓中產之家破產了。這種方式，被稱為“活釣”。

相對於活釣的，是死釣。這個更簡單，只消找到一具無名屍體，病餓而死的最好。趁著天黑，將屍體運到被釣物件家門口。第二天不等這家人家開門，衙役打上門去，劈頭栽一個命案在這家頭上。有屍體在，一戶農戶人家，滿身是嘴也說不清。還好，衙役們只是詐錢，並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滿意的銀子，就可以消災。掏空了這家，這家還得千恩萬謝。

還有一種釣魚，是針對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幾個錢，而且行旅之中，難免貪色。衙役們就利用這點，找好*，扮成良家婦女送上去，假裝出走或者迷路。旅客如果貪色，趁機佔了*的便宜，那麼，麻煩馬上就來了，馬上就有人打上門來，當場抓住，說是拐帶。自然衙役隨後不請自來（連110都不用打），連唬帶詐，旅客非得把身上的盤纏掏空了才能脫身。這叫“放鴿釣”。

除了衙役，有時候正經的官員也會幹釣魚的事。衙役釣魚只是圖財，官員如果釣魚，就往往是害命了。比如地方官如果成心想跟哪個人過不去，一時半會兒又抓不到把柄，就會授意一些江洋大盜來攀這個人。一攀上，就非死不可。比如清朝初年，江南秀才金聖嘆等人痛恨縣令貪瀆，趁順治帝駕崩去孔廟哭廟，大搞學生運動。惹惱了巡撫大人，要殺這些秀才以儆效尤。於是就讓落網的海盜攀上這些秀才，說他們是一夥的。於是秀才就成了海盜內應，大才子金聖嘆的腦袋就落地了。

所以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釣魚不是什麼新發明。還好，上海某區的交通執法部門，還只是跟前輩學了圖財之一技，沒有深入下去害命。所以，被釣的魚們，無論大小，都是要念佛的。

監察與分肥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制度，即使在古代，一個特出的地方，是特別強調監督的重要性。因此，自秦漢以來，一直都存在跟行政和軍事機構並列的監察機構，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在創制的時候，特別將監察制度引入現代政體，特意將監察權獨立出來，演變成五權體制。

但是，監察權失效的問題，也一直是中國製度的一個難題。無論什麼時候，行政部門的許可權都是最大的，管人、管事、管地方，手上難免經過大量的金錢和物質。許可權大，難免出事，所以需要監督。負責監督的部門和官員，沒有直接的行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