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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的情緒、經濟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無法控制。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它幾乎沒有完整而系統的教義，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當然，這樣的結果是中國底層的理解力所決定的，由於缺乏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習慣，義和團肯定會將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他們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關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國歷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義和團還將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們相信法術，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槍不入、鬼魂附體，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因為有著如此驚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於是，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們，模糊了戲劇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集體陷入了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當中——當時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臺一樣，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登臺表演。在這種情況下，洋人們與其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敵人”，不如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農民“戲劇演員”，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義和團的興起，點燃了中國人多年以來積鬱於胸的民族情緒。自道光時代開始，歷經咸豐、同治，一直到當時的光緒，落後的中國在與西方的爭奪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也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後，人們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著希望——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臺，試圖以一種盲目排外的極端方式，以一種愚昧的手段來進行著抵抗。當這種情緒透過一種傳統的方式轟轟烈烈地表現出來那一刻，實際上已走入了一種歧路。與此同時，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瀾顯然加劇了這種錯誤。錯誤從一開始似乎就是風生水起，似乎它本來就是應該發生的，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了它。當錯誤成為一種必然時，也就具有宿命的意義了。

從1900年1月開始，在河北、山東等北方地區，凡是有著教堂的地方，便成為一片火海。幾個月後，義和團在河北境內的活動達到了高潮。朝廷對於這種民間的勢力，一時拿不出主意，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英、美、德、法等國發表聯合照會，限令清政府迅速剿滅義和團，否則將“代為剿平”。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國軍隊登上了清國的領土，並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路途之中，他們遭到了義和團的圍追堵劫。與此同時，四面八方的義和團來到了京城郊區，一場轟轟烈烈的民間活動即將被點燃。

第十三章 最後的時光（2）

清國與義和團集體地深陷入一種幻覺。這樣的幻覺，從現在看，絕大部分是因為認識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當世界在19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人們的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這個東方古國，義和團和清國的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矇昧的中世紀。一開始，義和團所代表的民間勢力還深懷著對於清朝的敵意，他們的口號是“推翻清朝，驅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號突變，成為“擁護清朝，驅除洋人”了。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的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樣的民間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碼，可以增加與洋人叫板的砝碼。出於這樣的動機，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盤，準備利用這股民間的力量跟洋人討價還價。真實的情況是，在當時，整個清國的統治力已經變得鬆軟了，在很多情況下，事態都處於一種無政府的狀況。

最初，慈禧的態度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義和團可以在周邊活動，但不準到北京來搗亂。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幾十萬義和團來到京城，局面將不可收拾。但奇怪的是，當四面八方的義和團們來到緊閉的北京城門下時，一個來自輔國公載瀾的命令卻出人意料地送達了，九門提督不得不開門。於是大批的義和團農民們絡繹不絕地擁入了清國的都城。

很多年後，當歷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紀之交的那場義和團運動時，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書籍對於這場運動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現象都複雜無比，那時候所產生的任何現象，都是無數種原因交織的結果。它撲朔迷離，像糨糊一樣具有複雜的黏性。

歷史看起來似乎總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著很多偶然性。這樣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關鍵的細節決定，但關鍵細節，在歷史程序中往往丟失得無影無蹤，像海水衝過的沙灘一樣，將那些色彩斑斕的貝殼席捲得無影無蹤。這種關鍵性的缺失，又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歷史總是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