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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已經身在機場，當日接近午夜時分，我已到了馬尼拉，租了一輛車，直驅那家精神病院。

二、瘋子的遊戲

精神病院和若干年前，我送鄭保雲進來的時候一模一樣，草木繁茂，門前的一大簇芭蕉樹，隨風搖曳。我在醫院門口，向傳達室道明瞭來意，立時被請到會客室，不一會，費勒醫生便急匆匆走了進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輕，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歲左右，多半是才從醫學院出來的。

費勒和我熱烈握手，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用力搖著我的手，十分熱情地道：“衛先生，我聽說過你許多事，尤其是有關精神病醫生的那個故事。”

我自己一時之間，反倒想不起哪個故事是和精神病醫生有關，而費勒這年輕人，看來性子很急，講話有點有頭無尾，這樣說了一句之後，立時又拋開，說第二個話題：“鄭先生知道你會來看他，十分高興。”

這是我關心的事，我忙問：“他的情形怎樣？”

費勒苦笑了一下：“做為精神病醫生，我甚至難以下斷語，所以也極希望聽你的意見。”

他的話，比在電話中更加難以捉摸，我心中疑惑，心想還是不要多問，見了鄭保雲再說，所以我作了一個手勢：“還等甚麼，這就去看他吧。”

費勒點著頭，帶著我，卻走出了醫院的主要建築物，走向花園去，我奇怪道：“鄭先生他 ”

費勒解釋著：“鄭先生是豪富，他的家人特地為他造了一座十分精緻的屋子，派了許多人來聽他使喚，不過一直以來，他甚麼知覺也沒有，自然不懂得甚麼享受，只是近一個月來才有些不同。”

我問了一句：“他清醒了？”

我曾是鄭家龐大財產的處理人，我和鄭老太商量過，撥出了一筆為數極巨的現金，委託律師事務所處理，全是歸鄭保雲使用的，如果他已清醒了話，那正好可以用這筆錢夾改善處境。

費勒對於我那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沒有法子直接回答，只是嘆了一聲。

我倒也不以為怪，因為一個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情況轉變，介乎清醒與不清醒之間，很難界定，鄭保雲多半是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