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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法中交往的歷史（3）

小說發表後在法國引起評論界的激烈爭論。贊成者認為作品“深入生活、干預生活”，“表現了作者令人欽佩的智慧”，“標誌著法國文學的一個重要開端”，反對者將此稱作“卑鄙的共產主義小說”，批評書中的某些章節表現了“不健康的英雄主義趣味。”然而，無論是左翼的讚揚，還是右翼的批評，馬爾羅的作品使法國公眾對遠東的中國產生了興趣，更加關注和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這在當時法國作家中是難能可貴的。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人類的命運》，法國和西方社會就不可能對20世紀中國人民的命運寄予極大的關注和同情。

我未能趕上馬爾羅當年那蕩氣迴腸的歲月，但我有幸與阿蘭·　佩雷菲特同處一個時代。說起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阿蘭·佩雷菲特，在法國幾乎家喻戶曉，其對中法關係的作用，不亞於當年基辛格對中美關係的作用。佩雷菲特（1925—1999），是法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學院院士，曾8次出任政府新聞、政府改革與計劃、文化與環境、司法等部長要職，是法國第五共和國曆史上任期最長的部長。他還曾擔任過法國國民議會法中友協主席和《費加羅報》社論委員會主席。當然，對法國公眾而言，佩雷菲特最大的貢獻是喚起法國人在20世紀的下半葉對遠方文明古國中國的濃郁興趣。從1971年至臨終前的1999年，佩雷菲特18次訪問中國，兩度以《費加羅報》社論委員會主席身份採訪江澤*席。著有《當中國覺醒之時》、《停滯的帝國》、《中國已經覺醒》等20多部書。為紀念這位偉人對中法關係做出的巨大貢獻，我受吳建民大使的委託，策劃製作了佩雷菲特半身銅像，並安排了在佩雷菲特逝世３週年紀念日之際銅像在武漢大學的落成儀式。在整個過程中，我對這位偉人的一生有了較全面的認識。

在上個世紀50年代，作為同行的佩雷菲特被法國政府派到波蘭當外交官，他利用業餘時間閱讀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書籍，為其今後撰寫有關中國方面的著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有一天在克拉科夫的一家舊書店裡，他偶然購得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長恰爾託雷斯基收藏的一套遊記，其中就有隨當年英國人馬戛爾尼訪華的斯當東和巴羅撰寫的有關那次舉世矚目的中國之行的書。這一套遊記的發現使他萌發了寫一本有關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書的想法。

1989年，也就是在佩雷菲特出使波蘭的30多年之後，他發表了《停滯的帝國》，透過當年馬戛爾尼勳爵使華團介紹閉關鎖國的清朝是如何從充滿活力走向停滯。

這個故事很簡單，講的是200年前，大英帝國以給乾隆祝壽為名向中國派出了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龐大使團，他們分乘五艘船隻，浩浩蕩蕩，經過10個月的航行，於1793年7月底到達天津大沽口外，並於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了乾隆皇帝。當時的英國率先實現工業革命，成為西方第一強國。為尋求原料與市場，英國一直覬覦中國這塊遠東的沃土，希望同清政府談判以改善兩國的貿易。然而，乾隆的大清帝國雖然接待馬戛爾尼勳爵一行，但在禮儀上卻使其蒙受各種羞辱，他們非但沒有能與中國建立通商關係，反而像小偷一樣被攆出北京。

佩雷菲特為寫《停滯的帝國》，從1980年至1988年六次訪華，參觀了馬戛爾尼使團走過的主要地方，蒐集了12萬多頁原始資料。他開啟了故宮的大門，研究了清朝廷有關接待英使的所有檔案。同時，他還從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南非等地閱讀了大量未公開的內部檔案。此書的發表對西方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的對外交往史意義重大。

當然，奠定佩氏在法國作為中國問題專家權威地位的，並不是《停滯的帝國》，而是早在1971年他率領法國議會代表團訪華後寫的《當中國覺醒之時》。此書的題目很有意思，它借用的是拿破崙的一句名言：“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顫抖”（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說的是當年拿破崙兵臨莫斯科，有謀士獻計順勢攻下中國，拿破崙當時就說了這句話。拿破崙的這句名言寓意深刻，在極大多數法國人心目中，中國是一頭熟睡的雄獅，千萬不能將其驚醒。一旦這頭雄獅醒來，世界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佩雷菲特將此作為書名，是因為在其內心深處相信，中華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此書在法一版再版，到1980年該書出新版本時，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萬冊。許多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