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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伏爾泰還認為儒學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以此來反對歐洲當時盛行的基於迷信的“神示宗教”。他認為中國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

此外，傳教活動和通商，也使中國的藝術同時流入法國。17、18世紀的法國正是歐洲文藝、美術、戲劇、禮節、服飾、裝飾藝術的中心。但與路易十四專制王權相適應，法國在藝術上盛行巴洛克風尚，其特徵是富麗堂皇、莊嚴雄偉，但不免刻板和形式化。路易十四駕崩後，人們普遍要求在各方面擺脫專制王權束縛，在藝術上倡導個性解放，於是，羅可可風格應運而生。然而，與其說羅可可風格導源於古羅馬的遺風，不如說是借鑑了中國藝術。隨著中國的絲織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斷流入，王公貴族爭相購藏，以致供不應求。一些精明的法國工匠開始仿效中國藝術品，以迎合法國人的“中國趣味”。這種對中國藝術品樣式和裝飾的模仿，促進了明快、輕靈、生動、自然、幽雅、精緻、纖巧的羅可可風格的形成。

回顧300多年中法交流歷史，17、18世紀的確是雙方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輝的一頁。然而，隨著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學與封建的中國在文化認同上出現巨大的差距，加上當時中國統治者逐漸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法間的交流變得更加困難，今天想起來甚感惋惜。如果當年大清帝國不採取自我封閉的政策，而是改革開放，中法關係可能還要好。因此，真正意義上中法的大規模交往，也只能等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

從馬爾羅到佩雷菲特

稍年長一點的讀者可能都知道安德烈·馬爾羅，他是20世紀法國重要的作家和反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抵抗戰士，曾擔任戴高樂總統的文化部長，在法國家喻戶曉。在20世紀的上半葉，法國人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與馬爾羅透過自己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用自己的筆觸，向法國人民講述一個個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分不開。

1933年，年輕的馬爾羅在《新法蘭西評論》雜誌上連載其長篇小說《人類的命運》，介紹中國發生的歷史事變。此書以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起義和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為背景，透過描寫幾個出身不同、國籍不同、觀點不同的人物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的經歷，探討“人類的命運”這個重大課題。《人類的命運》剛問世，立刻引起讀書界和評論界的強烈反響。各家報刊紛紛發表評論文章，讀者競相購閱，每加印一次，很快又銷售一空，以致在短短的時間內，書店的櫥窗便擺出第25次印刷本！這部轟動一時的作品獲得該年度法國重要的文學獎——龔古爾獎，並被列入“20世紀的經典著作”，　馬爾羅也因此一躍而跨入“法國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該書的情節大致是：　1927年3月，蔣介石以南昌為中心，加緊策劃反革命活動。在周恩來等領導下，上海工人準備舉行武裝起義。為了籌集武器，父母早亡的青年知識分子陳大歐暗殺了一個軍火商，從他身上搜出一份預定交給政府軍的一批武器合同。由陳大歐、*中央委派的代表混血兒喬·吉佐爾、曾參加過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俄國人卡托夫和娶了一位中國妻子的德國人海默裡希等人組成的行動小組，在海上截獲了這批武器。總*和武裝起義爆發了，這幾位革命者分別率領工人民兵和糾察隊投入英勇的戰鬥，配合北伐軍解放了上海。在起義工人節節勝利的同時，面臨破產威脅的帝國主義財團與國內反動勢力加緊進行勾結，由法國商會會長費拉爾出面，秘密會見了蔣介石的特使，要求蔣派兵*起義，並答應給予財政資助。蔣介石到達上海，一面調集嫡系部隊控制該城。一面組織流氓打手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共產黨內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一味妥協退讓，表示願意交出工人武裝。在這危急關頭，陳大歐和喬·吉佐爾毅然前往武漢，去找第三國際代表團。但共產國際的代表沃洛金以革命力量薄弱，且缺少武器為由，主張在上海要與蔣介石協調一致，萬不得已的時候，甚至可以把武器交出去。喬和陳非但沒得到這位代表的支援，反而受了一頓訓斥，心裡很不是滋味，決定抵制他的錯誤指示。返回上海後，陳大歐單獨行動，抱著炸彈衝向蔣介石的臥車，適逢蔣不在車中，陳行刺未成，被警察當場打死。不久，在蔣介石掀起的慘絕人寰的*中，卡托夫和喬·吉佐爾亦先後被捕。面對敵人的刑訊和誘降，喬堅貞不屈，在獄中服毒自殺。卡托夫被敵人活活燒死。喬的妻子梅得知丈夫犧牲的訊息後，東渡日本，然後經海參崴到莫斯科，以繼承她丈夫未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