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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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是這個盲人要來我家，還要睡在我的房子裡。

“我也許可以帶他去打打保齡球。”我成心這樣對我妻子說。她正在水池旁邊的臺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飛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裡的刀，轉過身。

“要是你愛我，”她說，“你就會為我做這件事。要是你不愛我，好，那你就甭廢話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來咱家做客的話，我都會讓他感到很舒適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沒什麼盲人朋友。”我說。

“你根本就什麼朋友都沒有。”她說，“就是這麼回事。再說，該死的，他的妻子剛死了！你就不明白嗎？那個人剛剛失去了他的愛人！”

我沒回話。她跟我講過一點兒那個盲人老婆的事兒。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個有色人種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個黑人？”我問。

“你抽什麼瘋呀？”我妻子說，“你是瘋了還是怎麼的？”她拿起一塊土豆。我看見它砸在地上，滾到爐灶底下。“你犯什麼病呢？”她說，“你喝醉了嗎？”

“我就是隨便問問。”我說。

就在這之後，我妻子給我補充了更多的細節，遠遠超過了我所關心的範圍。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聽著。故事的碎片一點點地落位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離開西雅圖以後，比尤拉開始為那個盲人工作。沒過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舉辦了婚禮。是一個小型的婚禮──誰會想去參加那樣一個婚禮？──就他們兩個人，再加上牧師和牧師的妻子。但那是個正經八百的教堂婚禮，他說過，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時，比尤拉肯定已經得了乳腺癌。他們兩個難分難捨地生活了八年以後──我妻子用的詞：“難分難捨”──比尤拉的健康狀況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圖的一間病房裡，盲人坐在病床邊，一直拉著她的手。他們結了婚，一起生活過工作過，一起睡覺，當然肯定也性交過，然後這個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經歷過這一切以後，他都還沒有看過這他媽的女人到底長什麼樣子！我是理解不了。聽了這些，我先是有點替那個盲人感到難過，但又發現自己琢磨起這個女人的一輩子是多麼可憐來。想想吧，一個女人永遠無法讓自己出現在愛人的眼裡；一個女人可以日復一日地生活，卻從沒得到過愛人對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輕描淡寫的恭維；一個女人，不管是痛苦還是喜悅，自己的丈夫都永遠無法讀出自己臉上的表情。可以化妝，也可以素面朝天──他能看出區別嗎？要是她想，她可以一隻眼塗上綠色的眼圈，鼻孔裡釘根向外齜出來的大頭針，穿黃色的休閒褲配紫色的鞋，無所謂。我想象著：就在她滑向死亡，那個盲人手拉著她的手，失明的眼睛裡淌著淚的時候，她最後可能會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車上，而盲人連她自己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她給羅伯特留下了一筆微不足道的保險賠償和半塊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幣。硬幣的另一半跟著比尤拉進了棺材。可憐哪！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大教堂（3）

時間流逝，妻子已經去火車站接他去了。都是這個瞎子鬧的，除了乾等著，我無事可做。聽見車開進家門前的車道的時候，我正喝著酒看電視。我拿著酒杯，從沙發上站起來，跑到窗邊，向外看。

我看見妻子笑著停下車。我看見她下了車，關上門，嘴上仍掛著一絲微笑。真是好極了！她走到車的另一邊，那個盲人正準備下車。設想一下：這個盲人竟然長著絡腮鬍子。盲人加鬍子！有點兒過了，我對自己說。盲人摸到後座上，拉出一個手提箱。我妻子挽著他的胳膊，關了車門，一路聊天，帶他走下車道，又走上前面門廊的樓梯。我把電視關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乾手，走到門口。

妻子說，“來，見見羅伯特。羅伯特，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過好多他的事兒。”她笑容滿面，拉著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