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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改變。

首先，該如何回答投資與投機之間的區別在哪裡這一永恆的問題呢？一名經紀商到底在什麼時候鼓勵客戶購買一隻明顯有風險的股票是符合道德的，什麼時候又是不符合的呢？投機提供了經濟增長從而為國家造福這一老式論調，是一個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觀點，還是偽善的狡辯呢？投機的習慣，就像肆無忌憚的賭博習慣一樣，會令一個來到股市想要養成這一習慣的投資者喪失道德嗎？或者，會令鼓勵他這樣做，好賺取佣金的經紀商喪失道德嗎？“事實是，”亨廷頓後來寫道，“一個敏感而有思想的銷售商將能夠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1967~1968年的華爾街又有多少股票銷售商是敏感而有思想，或者有足夠豐富的體驗從而有時間把敏感和思想運用到這些問題上呢？“許多銷售商，”亨廷頓又寫道，“沒有給這些問題他們願意給予的思考，或許為了他們的心靈健康必須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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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5）

華爾街牧師會發現，令經紀商最為良心不安的，並且觸動他們的員工最為脆弱的神經的，是經紀商為了增加佣金，對客戶的投資組合進行的“攪拌”，即過度交易。雖然這既不符合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規則，也不符合行業道德，但是過度交易到60年代後半期已經成為經紀行業的習慣。人們在上帝和財神之間的選擇再也沒有比在華爾街更殘酷的了。選擇上帝的經紀商坐在桌前，在經過仔細的研究後相信，自己為客戶所做的投資好得不能再好了。旁邊的桌前坐著選擇財神的經紀商，他永遠在打電話說服客戶，把投資從Zenith轉為摩托羅拉或者從泛美轉為克萊斯勒的時機到了，儘管他或者他的客戶也許都不是這麼認為的。他的客戶被說服了，佣金滾滾而來。財神的經紀商一年賺得4萬~5萬美元，上帝的經紀商賺了萬美元，以及雖敗猶榮的聲譽。

直白地說，亨廷頓發現，許多經紀商感到一種為了增加自己和公司的利潤，不得不損害客戶利益的壓力。再多針對投機或不經調查的投資的正式管理規則，也不可能掩蓋根本的利益衝突，它交織在現實商業之中。“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麼讓我煩惱，”一名經紀商告訴亨廷頓，“那就是我讓一位客戶拋掉通用汽車，吃進克萊斯勒，而我內心覺得他或許根本不該持有任何汽車股票。”

經紀商的另外一個道德問題，或精神問題是亨廷頓稱之為商業的職業危險—他們的財務狀況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鉅變。只有在60年代的股票經紀業中，一個人才不需要換工作，也不需要改變工作方式，而第一年掙萬美元，第二年掙8萬~10萬美元，第三年卻只掙萬美元。姑且不談實際的考慮，單單這樣的起伏就會經常讓他感到困惑和沮喪。運氣好的年份，他會感到獲得了過多的報酬，從而產生負罪感。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經濟上的成功是對努力工作直接而量化的獎賞，因而這樣的年度起伏使他身心交疲。即使是最堅強的人也承受不了經濟和地位的過山車，它通常會使他們的生活和婚姻都一團糟。

就這樣，華爾街牧師會用謙遜的方式履行著一開始就降臨到它頭上的職責，看到了牛市普遍歡欣背後的精神倦怠。它的工作絕沒有受到普遍歡迎。它公佈在經紀商負罪感方面的發現之後，一位之前支援這一事業的某公司高階合夥人打電話給亨廷頓說：“如果這就是你要乾的事情，那麼你沒有我的支援也一樣。”還有一些類似的人也發出了類似的抱怨。但是，華爾街牧師會—1971年它更名為平淡無奇的華爾街中心，因為“牧師會”一詞在許多華爾街人聽來太有刺激性—還是找到了足夠的支持者，它仍然是喧譁的股市中一抹微弱而平靜的聲音。

6

1966年漠然對待亨廷頓努力的三一教堂正在隨時代而變。它甚至走在時代的前面，試圖改變華爾街的放縱情緒，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

首先是教堂管理的改變。自1952年就擔任教區長的約翰·豪伊斯（John　Heuss）是一個堅守三一教堂老式傳統的人：從他自己和教堂的角度來講，他都是一個虔誠的人，在社會和教會問題上都很保守，習慣墨守成規，不喜歡新奇事物；一個親英派；一個特羅洛普（Trollope）①　筆下人物的世俗翻版，安於自己的避風港和俱樂部，喜歡戶外生活。在《美國名人錄》關於豪伊斯的條目中，列出了10所俱樂部：大英午餐會（British　Luncheon）、世紀俱樂部（Century）、下城體育俱樂部（Downtown　Athletic）、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