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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的一名重要副總裁，在半個小時內買進或者授意買進了1萬股得克薩斯灣硫磺公司（Texas　Gulf　Sulphur）的股票，而這明顯是因為掌握了該公司在安大略發現大量新礦的內部訊息。

這樣的類比還可以在許多有趣的細節上展開。兩次大崩盤發生時都是共和黨人當總統，他們都當選於經濟繁榮的頂峰時期，都非常重視商業發展。兩次大崩盤發生後，總統都在白宮與華爾街的領導人一起舉行了精心計劃又大肆宣傳的會議。最後，兩次崩盤都導致了瘋狂的互相指責。

當然，這兩次崩盤也有很大的不同—不僅後一次崩盤沒有導致災難性的全美經濟蕭條（雖然情況確實很嚴重），還有性質和社會意義上的差別，這正是本書的主題。如果將1929年的大崩盤與1969~1970年的大崩盤進行比較，人們甚至能夠發現卡爾·馬克思的著名論斷，那就是歷史第一次重複時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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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羅斯·佩羅的“墜落人間日”之後不到3個星期，華爾街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戰場。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軍入侵柬埔寨剛剛一週，肯特州立大學案件過去僅僅兩天，全美80所大學因學生和教師罷課完全關閉，另有三百多所學校的學生抵制上課。紐約市的大部分中學和大學都計劃在5月8日星期五關閉，以籌備抗議活動。在所有的學生反戰遊行示威計劃中，有一場將在華爾街舉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著白衣的醫科護士學校的學生和教師來到華爾街進行和平示威。他們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納德·R·伍沃德（Donald　R。　Woodward）的熱烈歡迎，這是一位富有年輕活力、熱愛和平的牧師。在交流過程中，師生們建議，考慮到華爾街地區白天的龐大人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個午間急救中心，因為三一教堂自殖民時期就屹立在華爾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處在金融區的中心—儘管沒有成為它的精神中心。師生們說，如果三一教堂願意提供場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