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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麥克拉肯（Paul　McCracken）。雙方相互保證，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然而，美林董事會主席唐納德·里根（Donald　Regan）後來說：“會議的基調令人沮喪。”不過，它開通了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聯絡，這在未來的幾周將發揮關鍵作用。

5月初，華爾街的情況進一步惡化。5月3日，曾經專門撰書研究1929年大崩盤的加爾佈雷思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出當前形勢與1929年的一系列驚人相似之處：過度投機，控股公司過度負債，投資基金過度膨脹，有些基金只投資於其他基金，等等。4日，道瓊斯指數遭遇7年來的最大單日跌幅，收於714點。第二天，政府首次採取主動措施，聯邦儲備委員會將購買股票的最低現金保證金比率從80％降至65％。但市場下跌的勢頭太強了，僅僅放寬信用不足以扭轉它，5月13日，道瓊斯指數跌破700點，收於694點。交易量仍然相對較低。這不是恐慌，而是恐懼—“一種神經衰弱症”，尼克松的管理預算局的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說。舒爾茨沒有說的是，這種恐懼，或者神經衰弱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尼克松政府在非經濟領域的行為導致的。其他的不說，單是美軍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學慘案已讓全美震驚。展望未來，人們只能看到更多徒勞無益的海外戰爭和國內暴力。此時，他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購買股票。

龐大的股票蟻丘和信用網路正在崩塌，與它們一起毀滅的是它們的建造者。康菲爾德的迅速隕落的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在6個月的時間裡由於投資和貸款不慎損失了7　500萬美元，1969年底還是20多美元一股的股票，現在只賣2美元；5月8日，在日內瓦舉行的氣氛激烈的董事會上，董事們迫使康菲爾德辭去董事長職務。5月17日的達拉斯，詹姆斯·凌的凌·特姆科·沃特公司正遭受政府的反托拉斯訴訟，深陷於鉅額債務之中，連利息都支付不起，股票從最高的170美元一股跌至16美元左右。凌在公司債權人的壓力下，默默辭去董事會主席和執行長職務。就這樣，在短短一週的時間裡，聯合企業之王和共同基金之王雙雙從王位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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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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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克知道現在是使出最後一招的時候了。他想與尼克松進行一次私人會面，他認為尼克松完全把股票市場及其造成的影響放在國際事務和通貨膨脹之後。5月20日下午，他被通知總統將在第二天上午11點接見他。拉斯克幾乎整晚沒睡，把他要說的內容記下來，在搭早班飛機奔赴華盛頓的路上，他還在做筆記。他8點15分到達白宮，來到總統秘書羅斯·伍茲（Rose　Woods）的辦公室，在那裡對他的筆記又做了一個小時的最後修改。然後，他來到街對面的行政大樓，拜訪了他的朋友副總統阿格紐（Agnew）。在這次拜訪中，他收到了副總統秘書愛麗斯·弗林格（Alice　Fringer）的急切求救。她對他說，她把大部分積蓄都投入了一隻共同基金，卻發現它的價格已經跌得低於她購買時的價錢。“告訴我該怎麼做，”她請求著，“我不能損失這筆錢。”大吃一驚的拉斯克並沒有立即給她答覆。

“像和巴奇在一起時一樣放鬆！”拉斯克在長達5頁的筆記的第一頁頂端這樣提醒自己。“自1929年以來最糟糕的市場崩盤，現在還沒有減輕的跡象。信心是最大的問題。”拉斯克後面的筆記主要是經濟分析、關於工資和價格控制及政府採購政策的具體建議，以及另一次1929年大崩盤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最後被引進總統辦公室時，問候和寒暄過後，拉斯克立即開啟手提箱，拿出他的筆記。“那是什麼？”尼克松問。拉斯克用紐約股票交易所式的幽默回答說他帶來了他的午餐，因為他再也吃不起餐館了。他得到了總統的開懷大笑。他接著說，美國“離另一次1929大崩盤的午夜只有5分鐘”，要想避免這樣的災難，總統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突然，拉斯克發現，他可以拋棄他所準備的事實和數字，用具體到個人的方式最好地表達出形勢的嚴峻性。於是，他把精心準備的筆記扔到一邊，以戲劇化的強調方式複述了阿格紐秘書的事，以及她對於她在共同基金投資的擔憂。

“告訴她不要賣掉股份。”尼克松立即說。

“你來告訴她，總統先生。”拉斯克恢復了高階軍官的語氣。

尼克松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兩個人達成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組織並宣傳一次大型白宮宴會，邀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