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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軍委會反省院*的兩封控訴書等內容。控訴書痛訴*在獄中備受折磨，史沫特萊據此以個人名義要求北平分會立刻營救，並在末尾聲稱已將控訴書全文公佈，“除非你們分會迅即採取步驟，那些犯人將要受到重刑虐待”。

四天前，胡適和楊杏佛、成平等才去視察了反省院及三處地方，瞭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帶腳鐐、伙食差，但沒有提到私刑。胡適還與一個名叫劉質文的犯人用英語交談，他也並未有任何暗示。２月１日，楊杏佛接受記者採訪時語氣溫和，也只談到上述兩點資料出處：《*史資料叢稿：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５頁。。按說，同盟上海總部收到控訴書後，為慎重起見，理應向北平分會核實，再決定是否公佈；現在卻貿然刊登。還有史沫特萊信尾的那句話說，如果北平分會不照辦，就要為犯人遭受*承擔罪名。這豈非形同脅迫？胡適當天就把這兩層意見寫入信中，準備寄往上海總會１９３３年２月４日胡適致蔡元培林語堂，《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８０—５８１頁。。信未發出，胡適便在次日的英文報紙《燕京新聞》上讀到了那份控訴書和宋慶齡的信，署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全國執行委員會”。種種跡象堅定了胡適的判斷，他在第二封信裡認為，上海總會收到的那份控訴書是捏造的。他指出：“孫夫人不加考察，遽信為真，遍登各外國報紙，並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這是大錯。”他進一步表態，倘若一二私人能夠擅用本會最高機關的名義，發表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則北平的朋友們“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適致蔡元培林語堂，《胡適書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５８１—５８２頁。。

這次風波中，胡適與上海同盟總部思考問題的方式涇渭分明。上海的朋友認為，“中國監獄裡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國監獄裡普遍存在拷打，那麼每一所中國監獄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裡一定存在酷刑拷打。胡適堅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的態度，既然沒有獲得北*省院嚴刑拷打的直接證據，就無法扭曲具體去迎合那個哪怕是正確的抽象。

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適寫了一封致成平、李濟、陳博生三人的信。信的大意是說：收到史沫特萊和孫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軍委會反省院*”的呼籲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長信（４日、５日）致蔡元培、林語堂。胡致蔡、林的長信中有這樣的內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執委會名義公佈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我們北平的幾個朋友是決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現將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陳三人“大鑒”，如蒙同意，請成君留一副稿，將原信快郵寄出，如三位認為應召集執委會討論，“乞示知”，云云《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１８０頁。。胡適的上述兩封抗議信經過同盟北平分會的執行委員成平、李濟、陳博生傳閱之後，由成平用航空快郵寄往上海。信中胡適表示“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於３月４日將他開除了。胡適被開除後，四十餘位教授、校長等組成的同盟北平分會在３月２８日也停止了活動。

第五章　從北平到南京（5）

同盟北平分會副主席李濟在其中扮演著什麼角色，他對胡適致蔡元培、林語堂那封信中採取了何種立場態度，至今未見到任何直接的材料。但從蔡、林二位在２月１３日致胡的信中可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於新雅酒樓午餐後，李濟與楊杏佛、魯迅合影。（李光謨提供）

以證實，他們二人已及時收到胡的長信。這或許可以間接證明，成、李、陳三人是同意了胡適信中的意見的；否則就應把信留下，要求執委會討論。因此可以推斷，他們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預設胡的長信的最後一段話的精神，願與胡適共進退。

１９３３年２月，李濟隨史語所遷往上海（次年又遷南京），他已不可能參加北平分會的活動，但他和胡適都是出席同盟全國委員會的代表，人在上海，總部也在上海。他在２月２４日參加楊杏佛、魯迅等一次在新雅酒店的宴請，或許與這樁事多少有些聯絡？從２月５日開始，北平分會與上海總部的“戰爭”已進行了近二十天整，魯迅早已披堅執銳衝鋒上陣。於是，那次酒宴在李濟記憶中多半別有滋味？可惜他沒寫下隻言片語。

同盟上海總部被解散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楊杏佛被刺以後的事。此間史語所已落腳上海，也無跡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