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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可以從他身上看到一股火焰。”克里斯頓後來回憶說。
盛夏時節,凱文·凱利路過新辦公室。談到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他和路易斯志趣相投,但在性格方面,他們則完全不一樣。路易斯是膽汁型,凱文是血汁型。他想把自己天生的樂觀情緒擴充套件為一門嚴肅學問,他熱衷於揭示令世界更美好的隱密過程。最近他暫時離開《全球評論》的工作,全身心寫作一本思考控制論意義的大著作《失控:新生物文明的興起》(Out of Control: 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
凱文探討的主題其實很早就有人研究過。最初,控制論是由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提出的,他試圖用數學工具來理解複雜的現象。維納探討了多個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反饋:一個控制論運轉的迴圈得到一個輸出,將其反作用於系統,作為輸入的一部分,控制下一輪迴圈。控制論分析很快被應用到實際工作中。比如,維納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傑·佛里斯特(Jay Forrester)就用控制論成功地解決了工業製造方面的問題。
1970年,佛里斯特應邀參加一個討論“人類困境”的歐洲會議。會議的主題暗示了這個時代的焦慮,佛里斯特受到啟發,他想用控制論模型對世界進行計算機模擬。他深入鑽研了糧食生產、自然資源、工業增長、人口等關鍵性進步指標。他得到的結論是,在一百年裡地球將會達到其能力極限。《增長的極限》是1972年的一本暢銷書,它用通俗手法描述了由佛里斯特的同事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Meadows)夫婦構建的模型,它所傳達的悲觀訊息,表達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預感——現時文明具有自我毀滅性。
當斯圖爾特·布蘭德開始出版《共同進化季刊》時,他已完全陷入一種“拯救世界”的口吻,佛里斯特和控制論的社會寓意深深影響了他。不過,當凱文加入《全球評論》時,情緒出現了一種微妙的變化。現代文明不會像預測的那樣在短時間內迅速終結。那些心理上存在挫折感的人,總有種“末日隨時來臨”的啟示錄心態,但《全球評論》則將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引到另一方向——另類健康、私人創業精神和“自己動手”的媒體實踐,這些運動有立竿見影之效。
在凱文順路去《連線》拜訪路易斯之前,他已經確信,《增長的極限》關於未來的預測並不準確;它的所有預測都太悲觀了。凱文相信,人類有可能存活下來,甚至活得更加強壯。不過,在向他人傳遞這種樂觀主義情緒時,凱文發覺自己遇到某種文化排斥。因為被他視作博學而有批判思維的同輩們,往往認為壞訊息比好訊息更讓人安心。20世紀的種族大屠殺、世界大戰、因使用薩立多胺(thalidomide)而出現的畸形小孩、被汙染的湖泊,還有50年核毀滅的威脅,讓那些有知識的公眾學會了把樂觀主義當作天真無知。
由《增長的極限》引發的各種研究得出一些嚴格的推論,凱文對此並不懷疑。他承認,沿著已知的路線一直前進,世界將會走向毀滅。但這類趨勢在生活中實際上從未實現。相反,有一些無法預知的創新會讓所有觀察家目瞪口呆。也許,佛里斯特和米都斯夫婦設計系統時的視野太狹窄。如果一個先前無人留意的現象延伸開來,折回到迴圈裡,並改變一切,那會發生什麼?當女孩和女人的識字率提高,她們不願意多生育,人口模型被弄得一團亂麻,會發生什麼?當後勤創新使得運輸成本直線下降,會發生什麼?當藉助於電子網路的即時通訊使得新聞不受檢查地穿越國界,會發生什麼?
凱文的信念來自複雜性動力機制,來自出乎意料和不可能預測的事件。有一次,在討論宗教和科學之關係的大型學術會議上,凱文問觀眾,他們能否想象一個動搖他們宗教信仰的事件,就像達爾文動搖了他們先輩的信仰一樣。一個非基督徒聽眾想來點幽默,他大聲回答:“外星人降臨!”凱文並未驚慌,他猛地推出了下一張幻燈片:E。T。,地外生物(extraterrestrial)。“完全正確。”他高聲說。
1992年夏天,凱文關於控制論的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