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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仁義不好嗎？不是。他們心裡想的是：　‘這樣的王哪裡配和他談論仁義呢？，這才是他們對齊王最大的不　恭敬．至於我，不是堯舜之道就不敢拿來向齊王陳述。所以，齊　國人沒有誰比我更對齊王恭敬了。”

景醜說：“不，我不是說的這個方面。禮經上說過，父親召喚，　不等到應‘諾’，‘唯’一聲就起身；君王召喚，不等到車馬備好　就起身，可您呢，本來就誰備朝見齊王，聽到齊王的召見卻反而　不去了，這似乎和禮經上所說的不大相合吧。”

孟子說：“原來你說的是這個呀！曾子說過：‘晉國和楚國的　財富，沒有人趕得上。不過，他有他的財富，我有我的仁；他有　他的爵位，我有我的義。我有什麼不如他的呢？’曾子說這些話難　道沒有道理嗎？應該是有道理的罷。天下有三樣最尊貴的東西：一　樣是爵位，一樣是年齡，一樣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貴的是爵位；　在鄉里最尊貴的是年齡；至於輔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貴的是德行．他怎麼能夠憑爵位就來怠慢我的年齡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喚的大臣，如果他有什麼事情需要出謀劃策，就親自去拜訪他們。這就叫尊重德行喜愛仁道，不這樣，　就不能夠做到大有作為。因此，商湯對於伊尹，先向伊尹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於是不費大力氣就統一了天下；桓公對於管仲，也是先向他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於是不費大力氣就稱霸於諸侯。　現在，天下各國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間誰也不能高出一籌，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君王們只喜　歡用聽他們的話的人為臣，而不喜歡用能夠教導他們的人為臣。商湯對於伊尹，桓公對於管仲就不敢召喚。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喚，　更何況連管仲都不屑於做的人呢？”

【讀解】

這個連管仲都不屑於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為在《公孫丑　上》裡，當公孫王提出管仲來和孟子相比時，孟子已經說過，自已根本不屑於與管仲相比。（參見　3·1）比都不願意比，當然就更不願意做了。

可見孟子的自視是很高的。

自視既然這樣高，當然就不願意被呼來喚去的了。自己主動要去朝見是一回事，被召喚去朝見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為景醜等人所不理解的行為。這種行為，不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我們讀本章，有些地方就與《論語·陽貨》記錄孔子虛與委蛇對付陽貨的情況相似。說穿了，是因為凡是自視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處”。這種做法，在民間的看法可就不一樣了，說得好聽一點是“清高”，說得不好聽一點是“拿架　子”，再說得難聽一點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許正是因為這樣，因為他們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　以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周遊列國都不被重用，空有滿腹經綸和濟　世良方。相反，像蘇秦、張儀那樣的縱橫家卻完全沒有孔、孟的　“清高”（或“迂腐”），“展開談天說地口，來說名利是非人”，只　管遊說得君王高興，不擇一切手段，結果卻大行其道，甚至能夠　“掛六國相印”。

撇開對孔、孟與蘇秦、張儀的比較不論，回到對用人一方面的要求來看，孟子在這裡的意思是很明確的，就是要求當政治目的君王“尊賢使能”，“尊德樂道”，禮賢下士，主動放下自己尊貴的　架子而啟用賢才，甚至拜賢才為老師，就像商湯王對待伊尹，齊桓公對待管仲那樣。其實，這也是儒學在用人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雖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揚這種觀點而自身並沒有受到過這種待遇，但他們的思想卻對後世的用人之道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這種影響最為典型的例證嗎？

當然，有這種典型的例證並不意味著後世都在實施著孔、孟的觀點。而是恰恰相反，人們越是津津樂道於“三顧茅廬”的故事，就越是說明現實中缺乏這，種“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作風。事實上，孔、孟的思想永遠都給我們以理想主義的感覺，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許，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們的理論歷久而常新，給人以啟迪而不過時，這已經是題外的話了。

回到用人和被用的問題上來，既然當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賢、禮賢下士是如此困難，如此遇，作為被用的人，有一點“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氣，不也是應該的嗎？正如曾子所說：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義，我又輸與你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