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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陳臻問道：“以前在齊國的時候，齊王送給您好金一百鎰，您不接受；到宋國的時候，家王送給您七十鎰，您卻接受了；在薛地，薛君送給您五十鎰，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的不接受是正確的，那後來的接受便是錯誤的；如果後來的接受是正確的，那以前的不接受便是錯誤的。老師您總有一次做錯了吧。”

孟子說：“都是正確的。當在宋國的時候，我準備遠行，對遠行的人理應送些盤纏。所以宋王說：‘送上一些盤纏。’我怎麼不接受呢？當在薛地的時候，我聽說路上有危險，需要戒備。薛君說：‘聽說您需要戒備，所以送上一點買兵器的錢。’我怎麼能不接受呢？至於在齊國，則沒有任何理由。沒有理由卻要送給我一些錢，這等於是用錢來收買我。哪裡有君子可以拿錢收買的呢？”

【讀解】

陳臻的推論看起來似乎有道理，二者必居其一，但實際上卻侷限於形式邏輯的範疇，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缺乏辨證邏輯的靈活性，不能解決特殊性的問題。

孟子的回答則是跳出了“兩難推論”的藩籬，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同情況不同對待，辯證解決。用孔子、孟子等人的話說，這就叫通權達變。

在《論語·雍也》篇裡，我們已經看到，當公西華被孔子派去出使齊國時，冉有替公西華多要一些安家口糧，孔子認為，公西華做大使“乘肥馬，衣輕裘”，有的是錢財口糧，所以並沒有多　給他安家口糧。（6·　4）可是，當原思做孔子家的總管而自己覺得　俸祿太高時，孔子卻勸他不要推辭。（6·5）這與孟子在齊國推辭　而在宋國和薛地卻接受一樣，都是令一般人不理解。但無論是孔　子還是孟子，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都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總　起來說，就是孔子所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論語·里仁》）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從思想方法上來說，就是既堅持原則又通權達變。不　僅處理經濟問題如此，就是個人的立身處世也是如此。所以孟子　說孔子是‘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公孫丑上》）的“聖之時者”。（《萬章下》）也就是突出他　通權達變而識時務的一面。甚至包括孔子的名言“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論語。述而》和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下》）等，也無不是這種精種的體現。

今天我們面臨市場經濟的時代，金錢的受與不受，辭與不辭問題也時常擺在人們的面前。孟子的基本作則是“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不拿不明不白的錢。在這樣的原則前提下，當受則受，　當辭則辭。這種處理態度，恐怕對我們是有借鑑意義的罷。

當然，關鍵是在對那“當”的理解上。理解錯誤，或者是故意理解錯誤，把不當接受的作為了當接受的統統接受了下來，那就要出問題，要被人“貨取”了。　所以，君子不可不當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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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丑下

無官無責，進退有餘

【原文】

孟子謂蚳蛙（1）曰：“子之辭靈丘（2）而請士師（3），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蛙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蛙則善矣；　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④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註釋】

①蚳（zhi）蛙：齊國大夫。②靈丘：齊國邊境邑名。③士師：　官名，管禁令，獄訟，刑罰等，是法官的通稱。④公都子：孟子的學生。

【譯文】

孟於對蚳蛙說：“您辭去靈丘縣長而請求做法官，這似乎有道理，因為可以向齊王進言。可是現在你已經做了好幾個月的法官了，還不能向齊王進言嗎？”

蚳蛙蛙向齊王進諫，齊王不聽。蚳蛙因此辭職而去。齊國人說：　“孟子為蚳蛙的考慮倒是有道理，但是他怎樣替自己考慮呢？我們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把齊國人的議論告訴了孟子。

孟子說：“我聽說過：有官位的人，如果無法盡其職責就應該辭官不幹；有進言責任的人，如果言不聽，計不從，就應該辭職不幹。至於我，既無官位，又無進言的責任，那我的進退去留，豈不是非常寬鬆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