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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是仁愛利人之意，義是合理適宜之意。子產治國，很重視人民的感受，他不以輿論的批評為忤，反而樂於從傾聽人民的聲音中知道執政的缺失，以求改進，順應人情。他深信唯有本著愛民利民的心從政，才能減損民怨，一味禁絕批評，只有適得其反。因此，為政三年，鄭國人民便歌誦：“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見《左傳》襄公三十年）執政二十二年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史記·鄭世家》）觀此可知：子產多麼深得民心！

子產撫育人民有惠、使用民力合義，使得他擁有厚實的民眾支援度，奠定他在鄭國鞏固的政治地位。權高又得眾，在此情形下，他不改一貫的謙恭、敬謹的態度，輔相國君，不僭越、不怠事、不招忌，在春秋晚期君不君、臣不臣，倫理淪喪的世代，不是顯得難能可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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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卷·論人（5）

試著從惠、義往上理解，則權高又得眾的子產，其恭、敬必然是出乎至誠，而他的從政，也必然不是為了滿足一己的權力慾望而已，他是真誠為國愛民的。

（九）

子貢問曰：“孔文子①，何以謂之‘文②’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③，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第五·一五）

章旨

孔子說明孔文子諡“文”的道理。

註釋

①　孔文子衛國大夫孔圉（yǔ），諡號文。

②　文依死者生前行跡而為他所立的稱號，是為諡。《逸周書·諡法解》記：“勤學好問曰文。”

③　不恥下問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能力比自己差的人請教為恥辱。

析論

孔文子是衛國的賢臣，早於孔子一、二年而死。他死後得到的諡號是“文”。諡號是根據死者一生行誼而論定的，反映了當時人對死者品行的評價。

對於孔文子能夠得到這樣的美諡，子貢似乎有所質疑，是以請教於孔子。孔子則認為孔文子諡“文”，實至名歸，因為他聰敏而又好學。而他的好學精神，從他不會羞於向地位較低、能力較弱的人啟齒請益，便可看得出來！大抵而言，天資聰敏的人，領悟力本來就高人一等，如果加上勤學好問，必能厚殖學養，充實文雅的生命內涵。孔子可謂一語道破孔文子成就文雅生命的本源所在。

曾子曾經說：“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第八·五）意思是說：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世時，一直都很好學勤問，很謙虛，一點也不自滿；而且能不計較別人的冒犯。歷來注家都說這是曾子懷想顏回，語氣中含蘊無限的景慕與讚歎。可見不恥下問的好學精神，是多麼令人激賞，而好學勤問，也可視為涵養文德的必要條件了。

（十）

子曰：“甯武子①，邦有道，則知②；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第五·二一）

章旨

孔子稱許甯武子盡忠為國的用心。

註釋

①　甯武子衛國大夫寧俞，諡號武。寧，音ｎìｎɡ。

②　知通“智”。

析論

甯武子生存的年代，約早於孔子一世紀，他是衛國名臣，輔相衛成公，奠定衛國安定的局勢。孔子居衛甚久，對於甯武子志事乃有深刻的認識。

這裡所謂的“邦有道”、“邦無道”，都是就衛成公在位時而說。

衛成公即位第三年，因處理與晉國的外交問題，與國人不協，得罪於晉國。從此在晉國霸權的逼迫下，君臣相訟，流離顛墜，還被晉國囚執。所謂“邦無道”，指此時也。這期間，甯武子隨侍成公之側，親奉衣食。晉文公曾命醫者毒殺成公，甯武子預知其事，乃賄賂醫者，薄用鴆毒，才得幸免。兩年之後，因魯國出面說情，衛成公才被釋返國，繼續主國，甯武子仍然擔任輔相重責。在他們努力下，國家逐漸安定，人民小康，與大國關係良好，罕被兵戈。所謂“邦有道”，指此時也，其事散見《左傳》（僖公、文公間）。

衛成公復國，甯武子為政十餘年，（新浪讀書獨家首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