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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關於我國農村的一些調查顯示，目前農村男女的擇偶距離有近半數以上的婚姻在五公里以內。之所以存在這種情況，他們給出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首先，居住地鄰近往往意味著文化背景相似、風俗習慣相同，這樣有利於他們交往，而且男女雙方及其父母都相互瞭解，結為親家比較放心；其次，他們居住近，交往起來比較方便，結婚後雙方家庭的親屬網路擴大，便於在生產和生活中互相幫助；第三，農村中的異性交往大多在農田或鄉村企業，就算是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在外地也是和老鄉交往比較密切，社交圈較狹窄，所以未婚男女往往只能在同一地域選擇配偶。

在三丫頭的故事裡，我們可以感受得到這種通婚圈縮小的趨勢。由於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每個家庭的子女數明顯減少。子女數的減少必然強化了父母為兒女就近擇偶以便將其留在身邊的願望。這一點對於女兒的擇偶影響更大，因為女兒要嫁到別處去，如果女兒選擇的地方比較遠，父母與女兒的聯絡就會因為空間距離的加大而削弱。父母透過結婚的途徑將女兒安置到同一區域，不但可以給女兒婚後生活以支援，而且在年老時也能得到女兒的照應。在三丫頭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正因為三丫頭的父母沒有男孩，為了自己將來的養老問題考慮，所以傾向於三丫頭選擇本村的女婿。

傳承與更替——鄉村婚嫁習俗的變遷（6）

此外，改革開放以後，隨著鄉村社會的宗族觀念和宗族組織的削弱，以往被認為可能造成宗族關係和利益受損的村內婚行為不再受到限制，這使得選擇姻親時對家庭利益的重視超過對宗族利益的考慮。另外，在社會變革環境中，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受到鼓勵，為自由戀愛型的村內婚提供了可能。

通婚圈的日益縮小，特別是一些村內婚的盛行，使得在一些鄉村社會中，張家娶的是李家的女兒，李家娶的是王家的女兒，王家又娶的是張家的女兒，就這樣使本來沒有任何關係的人家，成為“親戚套親戚”。姑舅親戚、姨姨親戚、兒女親戚，形成了村莊內的一個龐大的關係網。這種村內婚，其好處是容易密切人際關係，一旦一家有事，會有眾多的親戚前來幫忙。但我們也應看到，其弊病遠遠大於有利的一面。這樣也容易導致村裡人際關係的複雜化。由於在村民與村民之間多存在或親或疏的親戚關係，所以對於村裡發生的一些民事糾紛，處理起來非常棘手，甚至處理不下去。

（三）擇偶標準的變遷

作為社會成員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種抉擇，擇偶標準及其模式無疑會反映整個社會文化的價值取向。個人的擇偶不僅要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社會還透過巨大的文化傳統、習俗習慣左右人們的擇偶行為，並對違反常規的擇偶形成強大的壓力。不同社會背景之下，不同代際的人，擇偶標準各有偏好，反過來說，個人擇偶標準的變化，也說明了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兩者是相互作用、相互體現的。

透過上面兩個故事的對比可以看出，鄉村社會的擇偶標準由注重對方家庭條件轉向注重對方本人，無疑是擇偶觀念和擇偶行為的明顯變化，表明人們正在逐漸擺脫傳統婚姻模式的束縛而接受現代婚姻行為規範。當然，注重對方本人條件並不意味著擇偶時就只注重情感因素而忽視物質利益。很多時候，注重對方本人條件往往注重的是對方的能力、本事，會過日子的品質，而不一定是雙方的感情基礎。在很多人看來，感情在鄉村夫妻生活中向來被認為是一件奢侈品。

在李大姑故事發生的那個時代，擇偶時，父母的考慮更為重要，更加偏向於家庭、家族的標準，這就是擇偶標準上的“門當戶對”。也就是說，李大姑的爺爺代表的那一代的擇偶標準不僅是對一個人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是對其家庭綜合素質的考察，包括財產狀況、父母人緣、家庭聲譽及地位等。相比較而言，在李大姑的侄女——三丫頭眼中，對方家庭條件作為擇偶因素的地位卻在日益下降，轉而注重對方本人條件。

這種擇偶標準上的變化，當然也與鄉村婚姻主導者的身份不同有關，是父母和子女對於婚姻的期望和各自的關注點不同造成的。或者說這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