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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很多人加入了縱情聲色的行列，男女關係比較混亂。隋朝建立初期，隋文帝曾採納寵臣李諤的意見對混亂的男女關係做出了規定，要求五品以上官員的妻女不得改嫁。後來隋煬帝即位，其本人就是個荒淫無道的傢伙，其手下官員也好不到哪兒去，當時社會上男女關係十分鬆弛，貞節問題自然也就沒人注意了。

唐代的社會風氣特別開放，這和國力強盛、國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關係。雖然民間此時也有提倡貞節的文學作品，但唐代的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女子必須守節，官方也從來沒有鼓勵或褒獎貞節。社會上，男女交往比較自由，離婚和再嫁都很普遍，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逼女子守節。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還寫過一首《嫁人苦》的詩，認為丈夫死後女子要守節是女子苦的一個重要原因。

女子的貞節問題到宋代中葉進入非常嚴酷的階段，此後便愈演愈烈，從表面上看那是受程朱理學的影響，但從本質上看，這完全是封建統治者控制社會的需要。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朝代、社會越是強盛，統治者的信心越強，對社會的控制就越寬鬆，人們享受的自由度也越大。反過來說也一樣。中國從宋代中葉以後，在強虜面前日益顯示其腐朽與空虛，明清兩代從總的看也是江河日下，統治者越是虛弱就越是要千方百計地維護其統治，強調倫常和女子貞節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表現。

宋朝初期，人們對女子貞潔的概念還比較寬泛。民間的女子再嫁現象仍舊比較普遍，很多名人還鼓勵自己身邊的女人再嫁。但好景不長，隨著儒家思想傳播的進一步深入，社會對貞節觀念逐步發生了變化。當時，以王安石為代表的一些比較開明觀念的學者、官僚，對女子的貞節問題仍持較為寬泛的態度。但另一個比較保守的宋儒學派卻認為應該“正禮樂、明五倫”。代表學者周敦頤在《通論》裡談到要“萬物各得其理”，就是要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保守派認為臣要無條件地服從君主、子要無條件地服從父親、妻子要無條件地服從丈夫，要守志、守義，於是改嫁與再嫁日益受到否定，貞節觀念被越來越多的學者吹捧。

程頤、程顥和朱熹是提倡貞節最積極、影響最大的學者，在“存天理、滅人慾”思想的指導下，他們極力提倡女子守節，孀婦不能再嫁，對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於是一時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為統治者提倡貞節的標語，在民間廣為流傳。妻子要為丈夫守貞、守節，臣要為君守節、盡忠，子要為父盡孝道，這三者聯成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部框架，一損俱損，這也是封建統治者大力提倡貞節觀的原因。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貞操”背後的嗚咽（3）

繼程頤、程顥之後的朱熹，也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不遺餘力地提倡和宣傳女子守節。當時他有個朋友叫陳師中，朱熹得知陳師中的妹夫死了，便特意寫信給陳師中，勸他妹妹守節。

極具諷刺的是，別看朱熹在不遺餘力推銷“革盡人欲，復盡天理”，但他卻是個言行不一的偽君子。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外放任職時還帶著她們。而他的大兒媳居然在其丈夫死後卻懷了孕。諸如此類的特大丑聞讓程、朱理學一時名聲變得很壞。宋寧宗聞之大怒，降旨要貶朱熹的官，這時朱熹嚇得趕緊上表認罪，承認了納尼作妾等事，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可嘆啊，連朱熹自己都承認是在搞“偽學”，而一些迂腐之士還以他馬首是瞻。

貞節觀念在明清兩代得到了大力宣傳和朝廷制定法律的推動。徐皇后的《內訓》、解縉的《古今列女傳》、呂坤的《閨範》、溫氏的《母訓》等書都為宣傳貞節觀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致使貞操觀在尋常百姓腦中愈來愈根深蒂固。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令旌表節婦，同時規定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後仍不改嫁的人，要旌表門閭，還免除本家差役。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為嘉獎貞節所釋出的特別命令。這個詔令等同於向老百姓發出一種訊號：出身雖然不能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只要守節，就有機會成為名人。這樣一來，守節婦女可以獲名，家屬可以獲利。在名利之下，能夠抵擋住雙重誘惑的還真不多。以前家屬為了減輕負擔，恨不得守寡的女兒趕快改嫁。現在看到能免除差役，反而巴不得女婿早死，好讓女兒成為寡婦。

到了清朝，貞節變得非常狹義，幾乎成了宗教。這時，許多學者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