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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②　的一個二等車站。隨著火車的啟動，長春縣興旺起來，地價年年上漲，金泰洋行的生意也越做越加紅火，我家總是有各色洋貨由金泰送上門來，所有貨品都只收出廠價。父親說：“這金泰的老闆是個真正的買賣人，不忘舊。”如此，我便打扮得儼然日本的貴胄小姐，常常被老師、同學側目相看。這種有異於一般的感覺，使我很是尷尬，甚至一看見那矮矮的老闆親自帶著店員送貨進家的時候，便在心裡暗罵：“就你們日本人會做買賣，把我們的錢都掙去了！”

是這個精於商賈的日本老闆，在我們那還處於農耕意識的環境內，給我上了商業的第一課。

那位與父親在神案前三跪九拜結為生死之交的木村叔叔，是我少年時最佩服的人物之一，他是滿鐵東方研究所的成員，講一口地道的長春方言。他在去長白山腹地考察的時候，（扮做收購珍貴獸皮的中國商人）被當時吉林省境內威名赫赫的女土匪馬宅龍所擄。是父親想方設法救了他出來，他就暫住在我家裡養傷。這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地質學家，十分相信長白山的草藥，他全身都是馬宅龍用鴉片煙槍燙傷的潰瘍。他只許孩子們稱他穆叔。他講起長白山的黑熊，長白山的野豬，講得十分驚險有趣。他給我輔導地理課，不要說東北、華北、中國甚至是太平洋、大洋洲，不用看地圖，三筆兩筆便能簡捷地畫出那兒的地形地貌來。我常常搖撼著他的胳臂，問他是不是真的是日本人，他說，他投錯了胎，沒投到孫氏門中來。

就是這位穆叔，在日本全面佔領東北之後，不畏殺身之禍，暗地裡協助父親和七叔張鴻鵠①　從日本買了軍火，支援進山抗日的馬占山。

我去日本上學以後，曾小住穆叔那廣島祖遺的農家小屋。穆叔不知被軍方政府派到什麼地方為他的祖國效勞去了，獨子尚志哥哥也已應徵入伍，靜子嬸嬸揹負著雙重離愁也仍然體貼地接待了我。每當黃昏，嬸嬸把穆叔最喜愛的八重櫻（這種櫻花開的時間最長）插在穆叔照片前的花瓶裡時，嬸嬸那沉重的憂思捶打著我的心，我甚至恐懼地聯想到穆叔又是被無從抗拒的野蠻力量擄了去，折磨得遍體鱗傷。嬸嬸那妻與母的無垠情緒，向我昭示著戰爭的殘酷，它不僅禍害了我的故土，也無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

1942年，太平洋戰爭遽起之後，我們回到了作為華北政權的首府北京，是應丈夫的好友龜谷利一的邀請，到北京幫他辦雜誌社的。日本軍方把這個曾由軍管宣揚聖戰的雜誌社，交給龜谷，希望能辦成一個緩和中國讀者情緒的民間社團。這個文學氣息濃郁的日本青年龜谷，嚮往把作為社團法人的雜誌社辦成掃卻戰爭陰霾、宣揚人之常情、化解中日仇結的真正的雜誌社。在柳②　的主持下，雜誌社出刊的雜誌報刊以求知、消閒、探求生活情趣的軟目標為主旨，在那中國老百姓以仇恨的眼神無聲地佇視馳馬橫刀的日本巡邏兵的氛圍內，雜誌社贏得了讀者，不僅經濟能夠自給，且有盈餘。龜谷沾沾自喜，以為他真正為日中友好貢獻了力量。

就在此時，我以激動的心情翻譯了日本名作家石川達三的長篇鉅著《母系家族》。這是身受地主蹂躪的母親，身受資產大亨始亂終棄的女兒，以及女兒的女兒為解脫自身苦難所做的諸種嘗試。這和我周邊女人們的悽慘歲月何其相似。不同地域的我們，正以相同的心態探求著婦女的幸福之路。《母系家族》在《婦女》雜誌連載後，我收到很多讀者的熱情來信，對書中的女主人公寄與了理解與同情。

龜谷的沾沾自喜，瞬間便被操刀者的手捏得粉碎，他以志士的胸懷承擔了對“大東亞共榮共存”宣傳不力的所有罪由被送回了日本。雜誌社交由積極為戰爭效勞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接管。這本意料中的事，來自戰爭叫囂更其猛烈的特定時期，完全順理成章，龜谷以自身的血肉之軀蔭庇了柳及其他雜誌社的重要成員。這是個正人君子，我只怕龜谷和我的穆叔一樣，從此便杳如黃鶴，沒入雲煙，只餘青冥九天了。

在這樣艱難的時刻，柳卻為一樁喜事遮掩不住興奮之情。他在早稻田大學上學時的一位棋友（當時是日本駐華北佔領軍的軍法處法官）竹內義雄，在兩人對弈之餘，告訴柳可以結交一位文學青年，這需要辦法更需要俠肝義膽。竹內所說的文學青年，就是70年代名噪神州的電影《歸心似箭》的劇作家李克異。李是西直門車站爆炸案所逮捕的嫌疑之一。日本軍方認定那起爆炸是土八路搞的，抓了很多人。交由竹內審詢，經過唇槍舌劍的交鋒，竹內欣賞起李克異那一往無前的精神和那優秀的文學素養來，不願意殘害這樣一個人類菁華。幾經周折，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