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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憶舊》等。近年來，她還翻譯出版了日本作家釜屋修研究趙樹理的論著《玉米地裡的作家》，寫了中篇小說《依依蘆葦》……

梅孃的筆力越發優美流暢，充溢著勃發的激情。她曾殷殷寄語一度與自己同名，已經離開人世的張愛玲：“現在經過幾十年人生閱歷，我才稍稍懂得了財富在人類社會中的基礎作用，才明白了張愛玲筆下的社會是托出了纏繞我們民族的痼疾，她筆下的那些只會消耗的諸種人等多麼鮮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來為祖國舒貧解困嗎？她提供的是應該下刀的救治點。捧讀之餘，我再次為她的深邃叫起好來。”①　顯示了她的睿智和熱情。

不同語境下的南玲與北梅（4）

梅孃的朋友越來越多，她時常懷著友好的情愫接待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客人，幫助那些研究現代文學史的中外學者、學生們瞭解上一世紀文壇的情況，弄清一些歷史問題。她的心境平和，生活充實。看到她的人都不相信她已經80高齡了。梅孃的女兒、女婿、外孫女、外孫女婿曾多次邀請她到國外定居，但梅娘在赴加拿大探親後，又回到北京。她在散文《遠方的思念》中談到這個問題：“我權衡者再，卻怎麼也不想離開這片我血淚浸染的沃土；我認定只有在這片沃土上，我才能體現作為中華女性的價值。”梅娘這樣依戀她腳下的土地，不是淡忘過去的苦難，而是出於她對人生的深刻理解。她曾說，多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災難，不是個人的災難，而是民族的災難，你既是民族的一個成員，你就躲不過去。所以也沒有必要老糾纏這些事②。

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的張愛玲差不多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她仍在寫作，除零星地寫一些短篇如《色戒》等以外，她的工作中心便轉移到改寫舊作、翻譯舊小說、研究舊小說這三方面來。她將《十八春》改寫成《半生緣》，將女主人公顧曼楨參加新中國政府工作團的結尾砍掉了。她又將吳語方言的《海上花列傳》翻譯成國語。她還把多年來研究《紅樓夢》的心得體會彙集出版，定名為《紅樓夢魘》。這些工作，雖然有價值，但遠不如她早期小說創作那樣引人注目。

因為離群索居，張愛玲晚年生活的詳細狀況鮮有人知。根據研究者近年來披露的資料來看，她的生活並不寬裕，謀生也不容易。1966年張愛玲曾致信夏志清：“收到十日的信，對於我找工作的事實在費心，我確是感激得說不出話來。”③1961年秋天，張愛玲為蒐集創作材料曾有過一次臺灣之行。據當時陪伴她的王禎和25年後回憶，當她聽到丈夫賴雅先生得病的訊息，並沒有立刻回去。打聽到他病情還穩定後，依原計劃返回香港寫電影文學劇本。“那時她若回美國，錢只夠到洛杉磯，回不到波士頓”①。張愛玲在寫給她惟一的弟弟張子靜的信中也提到經濟問題：“傳說我發了財，又有一說是赤貧。其實我勉強夠過，等以後大陸再開放了些，你會知道這都是實話。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惟有祝安好……”②　名門之後，一代才女，後半生的生活竟如此拮据艱難，實在令人扼腕。

“南玲”與“北梅”在不同的語境下生活和寫作了幾十年，她們都經歷了無數坎坷的人生遭遇。她們的人生選擇究竟是對是錯？她們的生活體驗是否幸福？這似乎是很難參透的人生玄機。但不論她們生活得是否如意，也不論她們的人生選擇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思維，可貴的是她們奮鬥過，她們創作過，她們的作品已經被無數人欣賞和議論，給予無數人以啟迪和激勵，這才是重要的。作為讀者和後人，我們不應忽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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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讀梅孃的信

文／韋泱

與梅娘前輩聯絡約有三四年光景，卻緣慳一面。每每收閱她的來信，我從心底喜悅，綿綿素箋在手，小心翼翼奉若神明。

梅孃的信，一概書寫在四百格的稿紙上。然而她沒有受格子的束縛，去一字一格循規蹈矩，而是隨意地一行行書寫著，那淺淺的綠色方格，映襯出文字的靈動與流暢，顯出了深淡相宜的視覺美感。再看字型，一筆端莊、清秀的鋼筆行書，大小搭配相宜，既不呆板地一筆一劃，又不潦草得龍飛鳳舞。可以看出，書寫者的心態是那麼恬靜、安閒，飄逸中透著沉穩，老練蒼勁的筆觸，讓人感受到歲月的滄桑與堅韌。

讀梅孃的信，覺得她就像我的老母親一樣，坐著與我嘮家常，傾吐著她的肺腑之言。那麼謙遜和內斂。讀著讀著，我的心漸漸地寧靜下來，完全沉浸於她的敘述所營造的氛圍之中。

一次，梅娘看到我有關淘書的文章，來信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