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2/4 頁)

。

這時，使我經常思索的是：什麼才是中日民族間的真正交往？漱石小說中的一句臺詞（出處在哪裡，想不起來了）“有理想的人，能夠找到自己的路”，這引領了我；在日本接觸到的日本女人那敬業、勤勞、忠貞的美行，這使我念念不忘，我認定：同樣受著儒教的大男子主義對待的日本女性是我們的姐妹，我們共同的心願是盼望安定、幸福的生活。我的路應該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化解中日仇恨的工作，戰爭別管多久終歸是要過去的。

那時，在北京出刊的日文雜誌《燕京文學》有很多富有生活意韻的小品文刊出，這正合我的心意，《母系家族》在《婦女》雜誌刊出後，我接到了一些讀者的來信，都認為這是中日婦女間的真正溝通。我選了細川武子的少女系列，和飯冢朗的家庭系列，譯出後在《婦女》雜誌上刊載，也都受到了讀者的好評。同時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在日本時，寫的文字是闡述中國人的情感，而細川她們住在中國，寫的是日本人的事，描述的是日本人的心理狀態，其實文學的根本就在於你的故國情懷之中。

停筆22年之後，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崗位，又一次接到了一件奉命文學（性質當然完全不同於接受《白蘭之歌》之時），中國的研究日本的權威人士孫平化，把講述中國茶在日本落地生根的小冊子委託農業部找到了我，希望我為中日交往中這段歷史佳話作貢獻。這本中譯本的《茶史漫話》（農業出版社1986年版）在我們的農村讀物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還沒有完全從那場不該有的“革命”中清醒過來的時候，我在卞立強先生的家中發現了釜屋修點評趙樹理的論文。這本書的題目驚震了我，是《光榮的崛起，悲慘的死亡》，這滿懷同情的話語，使我迫不及待地翻譯起來，先後在不同刊物上刊出了部分章節。最後，由北嶽出版社出版，還附有釜屋撰寫的趙樹理與日本農民作家伊藤永之助的比較論文。伊藤訪問中國時，趙樹理曾和他同座，伊藤寫的小品《相見記》也在我們的報刊雜誌中刊出了。趙樹理曾給伊藤當場書寫了孔子的名句“有朋自遠方來”。

我的工作單位，有很多日本講談社等出版社出刊的畫冊。我很喜歡。我譯了多篇，反響不錯。

這之間，渡邊澄子教授來北京訪問，送給我她的著作，這使我很開心，因為這證實了我的想法，用女人們的相通來化解中日恩怨是條不錯的路。我用她的《田村俊子傳》寫下了袒露事實的《兩個女人和一份雜誌》為我們的地下黨員關露平反作證，澄清了罩在關露和中國人的好朋友左俊芝（田村俊子）頭上的迷霧。

我看了石川編劇的電影《金環蝕》，他剖析金錢左右政治，政治腐蝕靈魂的這部正劇，彰顯了作家的良心。我為石川拋卻了為政的無奈，迴歸了文人的良知而慶幸。

總之，日本文學給予我的啟示和滋養成了我一生的財富，祝願我們之間的溝通進一步深入，使我們成為真正的好鄰居、好夥伴。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一

景唐鄉兄：

我在節日的假期裡，如你所預期，讀到了你溫馨的來信。不過狂風沒有忘記北京，沙化了的塞外草原也仍然眷戀著北京；假期中，風來了，沙也來了。從窗紗滲進來的荒漠的細沙，擦去一層，又覆上了一層。正像生活中的瑣細一樣，擦也不盡。你這位實際上是在江南長大的男士，怕是沒有這樣的經歷。風揚著沙、沙隨著風，完全是種躲不開的困擾，使你無可奈何。

讀了你的虹口記事，特別是你的題記：“同一片藍天下，同齡人的少男”，使我蒼涼叢生。更使我明白了你為什麼能相信關露，能理解我。我們親愛的祖國太遼闊了，同一時空的不同地域，孕育造就了不同的中華兒女。你這樣的領導者，不是以簡單的劃分來判定是或不是，我很替在你覆蓋下生活過的文化人慶幸。我也曾企盼權威人士能夠聆聽我真誠的述說；不幸的是：時代沒有這樣的雅量，領導從屬著潮流，想當然地斷定我們這些富貴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鬧革命，這個判定對我的傷害之深，常常是我噩夢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

我慶幸我有個好父親，他把他那種殖民地人民拓荒式的開明傳給了我，鼓勵我走自立自強的道路。我也為你慶幸，你有個好姑姑，指引你接受了革命。時光已經為不同的我們作出了合乎理性的評定。在道同的層面上，會聚集起合乎脾性的朋友，這就是我接到言昭和你的信後那種會心的激動。我們雖然陌生，卻具有能夠碰撞並融合之點，這使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