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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人畫廊裡只不過是幾個想獲得幸福愛情的小女人，評論家們把她們提升了，說從她們的抗爭中，隱藏著人對人性的覺醒，這實在是過譽。我寫她們的當時，並沒有完全覺察到封建意識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佔的巨大比重。那個寶愛我的慈父，使我銘記在心的教誨是前進是如何民富國強。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東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風中，我家裡的爾詐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沒能體驗過更甚的扭曲，我感覺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著我的感覺走，只不過是表達了表層的控訴。

不過，說心裡話，在“南玲北梅”並稱的時間段，我並不欣賞張愛玲。

我這個20歲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捆在了一起。誰說怎樣怎樣抗敵，我便心嚮往之，竭盡全力以赴；誰說怎樣怎樣救國，我便心嚮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張愛玲那如椽的大筆中，看見奮發圖強的女俠，看見女人們在新的主義中獲得新生。可她讓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蘇。我一點也不喜歡流蘇，更憎惡曹七巧。流蘇是我熟習的拴在男人褲腰帶上享受榮華富貴的我的大姐們，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滅了人性的惡婆。張愛玲鋪陳的使女對話、男女調情，我在欽佩她的獨特風格之餘，便是惋惜，惋惜她沒有寫出更轟轟烈烈的“傾城之戀”。其實，我當時渴望的轟轟烈烈，是連我自己也說不清的一種少年痴情。

現在經過幾十年人生閱歷，我才稍稍懂得了財富在人類社會中的基礎作用，才明白了張愛玲筆下的社會是托出了纏繞我們民族的痼疾，她筆下的那些只會消耗的諸種人等多麼鮮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來為祖國舒貧解困嗎？她提供的是應該下刀的救治點。捧讀之餘，我再次為她的深邃叫起好來。

而今，張愛玲帶著她的冷雋之愛走了，並稱的我卻仍滯留在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間。我渴望與她對談，說說姐妹之間才有的悄悄話。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儻的男士推薦給她，免得她在汽車旅館裡，獨自伴著流徙，與孤寂相隨、與跳蚤相鬥。

望著純淨的藍天，望著攜帶遐思的行雲，我這個“北梅”說給“南玲”的心裡話是：“女人的環境在逐漸改善，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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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與我

《倖存的一粟》（山東畫報版）作者成幼殊走進我的生活，我驚喜參半。她那不一般的家世、聖約翰大學的學歷、顯赫的外交官生涯，都使我產生了距離感。這是因為我心中有個揮之又來的陰影，我曾被劃為“敵人”的定位，捆縛著我的神經，總是不知不覺間，對“官”興不起親近感。這當然既可笑又可悲，我正在極力洗滌，成幼殊的信和詩，給我的是一帖清洗劑。

我和成幼殊，算得上是同一年齡段的人。那個時間段，積弱的國家在探索，青年在選擇，中華民族傳統計程車子情懷，使得我們都懷有報國的激情，選定了馬列主義，走過了跌宕的大半生。相對來說，她是幸運的，她生命中的挫折，是漣漪。而我遭遇的卻是驚濤駭浪。如今細想起來這其實也是一種幸運，它使得我這個自小錦衣玉食的女兒接觸到了民族的苦難，懂得了腳下的大地是負荷著多麼沉重的過往，而我當年又是個多麼莽撞的黃口孺子。

幼殊的詩印證了我的世界，她說：

聲聲的小妹，是在呼喚著誰家的小女兒？

我認為，這也是對我的呼喚，是時代是祖國呼喚著幼小者的我們進入社會。她在《羚羊篇》中寫道：

年輕的歲月，是一匹羚羊，沾滿殘露和草香的蹄聲，從遠遠的谷底走過來。

這是群非常單純的小生命，殘露和草香滋養著他們成長，詩人接著問了：

“小羚羊，你怎麼辦？”

“小羚羊搖著毛茸茸的長耳——哪裡去呢？”

這完全是幅怡眼的畫圖，小羚羊在思索，在選擇。

詩人說：

父母賦予我的生命之火，春風將它吹燃！

這春風是思想的力量，小羚羊找到了理想哺育的隊伍，唱出了雄壯的佇列之歌，請聽：

像狂風吹過死寂的森林，我們的腳踏過荒野，枯草便會笑著變青。

多麼意氣風發，能使枯草笑著變青的隊伍，具有改天換地的力量。搖著毛茸茸長耳的小羚羊，成長為革命的鬥士，聖約翰大學的民主、自由的氣息，拓寬了她的思維廣度，小羚羊得到了讀書的自由，得到了時代的恩賜，而親愛的姐妹們卻仍然生活在桎梏之中，姑娘極想呼喚，極想高歌。於是，寫出了這樣的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