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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去了，街上來回走動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婦女，她們拎著籃子去菜場排隊買豆腐或青菜，我那時所見最多的女性就是那堆拎著菜藍的邊走邊大聲聊天的中年婦女。還有少數幾個留城的年輕姑娘，我不知道誰比誰美麗，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類一個美麗的性別。

我記得有一個50歲左右的蒼白而乾瘦的女人，梳著古怪的髮髻，每天脖子上掛著一塊鐵牌從街上走過，鐵牌上寫著“反革命資本家”幾個黑字，我聽說那女人其實只是某個資本家的小老婆，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樣的環境裡仍然保持著愛美之心，她的髮髻顯得獨特而儀態萬方。這種髮型引起了別人的憤慨，後來就有人把她的頭髮剪成了男人的陰陽頭。顯示著罪孽的陰陽頭在街頭隨處可見，那剃了陰陽頭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吃驚了。

那時候的女孩子擇偶物件最理想的就是軍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才能做軍人的妻子，退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歡退伍軍人，似乎女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崇尚那種莊嚴的綠軍裝、紅領章，假如街上的哪個女孩被挑選當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會又羨又妒得直掉眼淚。

沒有哪個女孩願意與地、富、反、壞、右的兒子結婚，所以後者的婚配物件除卻同病相憐者就是一些自身條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後那些嫁與“狗崽子”的女孩恰恰得到了另外的補償，撥亂反正和落實政策給他們帶來了經濟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處。多少年以後，他們已步入中年，回憶往事大多有苦盡甘來的感嘆。

有些女孩插隊下鄉後與農村的小夥子結為伴侶，類似的婚事在當時常常登載在報紙上，作為一種革命風氣的提倡。那樣的城市女孩被人視為新時代女性的楷模，她們的照片幾乎如出一轍，站在農村的稻田裡，短髮、戴草帽、赤腳、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隱約可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一圈紅字。

浪漫的戀愛和隱秘的偷情在那個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時坐在男友的腳踏車後座上，羞羞答答穿過街坊鄰居的視線。這樣的傍晚時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們或者會到免費開放的公園裡去，假如女孩無法抵禦男友的青春衝動，假如他們躲在樹叢後面接吻，極有可能遭致聯防人員的突襲，最終被雙雙帶進某個辦公室裡接受盤詰或者羞辱，敢於在公園談戀愛的女孩有時不免陷入種種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著前景黯淡的厄運，就像霍桑《紅字》裡女主角，她將揹負一個沉重的紅字，不是在面頰上，而是在心靈深處。沒有人同情這樣的女性，沒有人對姦情後面的動因和內涵感興趣，人們鄙視痛情這一類女人，即使是七八歲的小孩。我記得我上小學時有兩個女同學吵架，其中一個以冷酷而成熟的語氣對另一個說，你媽媽跟人軋姘頭，你媽媽是個不要臉的賤貨。另一個以牙還牙地回敬說，你媽媽才距跟軋姘頭呢，讓人抓住了，我親眼看見的。

為什麼沒有人去指責或捏造父親的通姦事實？對於孩子們來說這很奇怪。如此看來人類社會不管處於什麼階段，不管是在老人眼裡還是孩子眼裡，人們最易於挑剔的是女性這個性別，人們對女性的道德要求較之於男性要高得多。

前幾年讀波伏瓦的《女性：第二性》，很認同她書中的精髓觀點，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亦是一種被動的受委屈的性別，說來荒誕的是，這個印象是70年代我年幼無知時形成的，至今想來沒有太多的道理。因為那畢竟是不正常的年代。

如今的女性與70年代女性不可同日而語，相信每一個男性對此都有深刻的認識，不必細細贅述。我要說的是前不久在電視機裡觀看南京小姐評選活動時我的感慨，螢幕上的女孩可謂群芳鬥豔，流光溢彩，20年滄桑，還女性以美麗的性別面目，男人們都說，驚鴻一瞥，而我在為70年代曾經美麗的女孩惋惜，她們是否在為自己生不逢時哀嘆不已呢？如今她們都是中年婦女了，她們現在都在哪裡呢？

凡塵清唱

長江日報

林清玄

花與樹的完美我到一座花園去參觀，看到園中的花正盛開，樹都蒼翠，忍不住讚歎地說：“這些花和樹是多麼的美呀。”

花園主人笑起來，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醜的樹，也沒有醜的花。不要說是這花園，即使是路邊的花樹也都是很美的。”

花園主人的說法令我感到意外，確實，世上沒有一棵樹是醜的，也沒有一朵花是醜的，我以前怎麼沒有發現呢？

相對於一棵樹或一朵花，作為人的我們就顯得有各種分別：是非、善惡、高低、美醜，高尚得像一棵樹，完美得如一朵花的人，是多麼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