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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文學多生出一份信心。

好幾年前，我想找一個洗衣兼打掃的半工。介紹人找了一位洗衣婦來。“反正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別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掃一下，我會多算錢的。”

她小聲地咕噥了一陣，介紹人鄭重宣佈：“她說她不掃地，因為她的興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幾乎大笑，但接著不由一凜：原來洗衣服也可以是一個人認真的“興趣”。

原來即使是在“洗衣”和“掃地”之間，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經的抉擇——有抉擇才有自主的尊嚴。

隔巷有位老太太，祭祀很誠，逢年過節總要上供。有一天，我經過她設在門口的供桌，大吃一驚，原來上供的主菜竟是洋芋沙拉，另外居然還有罐頭。

後來想倒也發覺她的可愛，活人既然可以吃沙拉和罐頭，讓祖宗或神仙換換口味有何不可？她的沒有章法的供菜倒是有其文化交流的意義了。

從前，在中華路平交道口，總是有個北方人在那裡賣大餅，我從來沒有見過那種大餅整個一塊到底有多大，但從邊緣的弧度看來直徑總超過二尺。

我並不太買那種餅，但每過幾個月我總不放心地要去看一眼，我怕吃那種餅的人愈來愈少，賣餅的人會改行。我這人就是“不放心”。

那種硬硬厚厚的大餅對我而言差不多是有生命的，北方黃土高原上的生命，我不忍看它在中華路慢慢絕種。

後來不知怎麼搞的。忽然滿街都在賣那種大餅，我安心了，真可愛，真好，有一種東西暫時不會絕種了！華西街是一條好玩的街，兒子對毒蛇發生強烈興趣的那一陣子我們常去。我們站在毒蛇店門口，一家一家地去看那些百步蛇、眼鏡蛇、雨傘節……“那條蛇毒不毒？”我指著一條又粗又大的問店員。

“不被咬到就不毒！”沒料到是這樣一句回話，我為之暗自感嘆不已。其實，世事皆可作如是觀。有浪，但船沒沉，何妨視作無浪；有陷阱，但人未失足，何妨視作坦途。

我常常想起那家蛇店。

在一家最大規模的公立醫院裡，看到一個牌子，忍不住笑了起來，那牌子上這樣寫著：“禁止停車，違者放氣。”

我說不出地喜歡它！老派的公家機關，總不免擺一下衙門臉，儘量在口氣上過官癮，碰到這種情形，不免要說“：違者送警”或“違者法辦”。

美國人比較乾脆；只簡單單的兩個大字“No”。

但口氣一簡單就不免顯得太硬。

還是“違者放氣”好，不兇霸不懦弱，一點不涉於官方口吻，而且憨直可愛，簡直有點孩子氣的作風——而且想來這辦法絕對有效。

珠璣集（外一篇）

董橋

一錢鍾書先生的散文注重創造一些可以成為quotable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有許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擔子，對於眼前的一切人事，無不加以咒罵糾正”；“有一種人的理財學不過是借債不還，所以有一種人的道學，只是教訓旁人，並非自己有什麼道德”；“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裡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情婦雖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還讓舊的好”。二錢先生閎識孤懷，標一義，創一例，下筆放眼，燦燦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璣的警句，什麼深奧的道理一經他點撥，立即悟解。《隨園詩話》說：“詩得一字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錢先生的大筆正是紅爐上的一點雪，立刻融化，讀來痛快！他對自己說過的一些很妙的話，似乎相當得意，在不同情況下加以引用。《〈寫在人生邊上〉重印本序》裡有一段說：“我們在創作中，想象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乾脆不來什麼緬懷和回想了。”這篇序文是1982年8月寫的。其實，早在1981年4月6日《答某記者問》的記錄裡，錢先生已經提出過這個論點了。記者當時建議錢先生還可以寫一部回憶錄，錢先生回答說：“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象往往貧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