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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他的父親，每一次批鬥會都少不了他的，好像是離了紅蘿蔔不上席似的，每週到少有兩天在挨批鬥。

陳義華挨批鬥，他一直堅持的是無所謂的態度，不就是富農嗎？不就是陪鬥嗎？有什麼大不了的，我現在挨批挨鬥，只要我的子女只順順利利就行了，現在建國的成績不是在班上，學校，同年級都是數一數二的嗎，我還有什麼值得擔心和害怕的呢？

陳義華想到這些，想到了他挨批鬥，他的父親陳德理，老婆餘小珍都能躲過這些批鬥，他受一點批鬥又算得了什麼呢？能換回一家人的快樂和高興，那也是他一個男子漢應該做的，應該做到的。說真的，如果讓他為了他家的某一個人去死，他也會義不容辭地撲湯蹈火的，在所不惜的，這就是他，陳義華，規規距距的陳義華，堂堂正正的陳義華。

正因為在陳義華的心中，有了這種想法，所以他活得輕鬆，活得愉快，活得幸福，更活得實在。

每一次批鬥會，學校的學生都是批鬥的主人，學校也就成了名不符實的主體，可能是學校裡除了讀書外沒有什麼別的，同時在讀書的同時開批鬥會也是為了強掉學習的方向，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因為在家村就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學校也出現了寧願要交白卷的張鐵生，也不要有知識有學問的臭老九。

在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是很大的，因為農民朋友

知道，如果自己不種好莊稼，就會像大躍進後的三年饑荒，搞得路上到處都是浮腫之人，到處都有餓死之屍，所以他們在一邊搞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一邊種好自己的莊稼，以他們的口號就是多生產糧食，支援文化大革命，他們抓住的救命稻草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抓革命，促生產。”他們說毛主席都這樣號召了，他們誰的話可以不聽，但毛主席的話不能不聽，是毛主席讓他們翻身從農奴當了主人呀！

學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了，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就與文化有關呀，學習知識也屬於文化的範疇呀。

紅衛公社中學也不例外的，他們在陽校長的領導下，從一九六七年國慶節過後，每週就只上四天的課了，讀書的時候每天就只剩下上午的四節課了，下午基本上都是舞蹈的排練，合唱的準備，相聲的對說，口技的摹仿，口號的齊呼，以及，以班為單位，以年級為單位，以學校為單位等進行佇列的整理和訓練。其餘的兩天就是到紅衛中學的大操場上去開批鬥會了，那時的紀律可謂嚴明，是遊行著，呼著口號去，遊行著呼著口號回，聲勢浩浩蕩蕩，還真把那當回事在辦。

陽校長在學校裡就忙兩樣事，一件事就是如何把學生訓練好，能真正體現學校的風格；二是在學校內揪鬥臭老九知識分子，他想在開場之機，弄兩個典型，也好樹立學校的名氣。

第一件還好辦，他有副手丁有亮，這個任務可以完完全全地交給他去辦，他下去後再把這個任務交給各班的放主任老師和藝體組的老師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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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就難辦了，他們這兒才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如果要權典型，那樹誰呢？樹誰都難辦？樹誰都困難？

陽校長首先想到的人是袁江，可袁江是以前校長，如果批鬥他，別人會認為他忘恩負義，不懂人情事故，不知人間冷暖。他最後選定了兩個老教師，以前在國民常時期的所謂的公立學校上過課，一個是朱夢華，一個王世明。

陽校長在定好了這兩個人後，馬上就去了紅衛公社，找到了劉行知書記，和他商量學校的批鬥的事情，陽校長同時也把他的思慮告訴了劉書記，劉行知心裡想批鬥袁江，因為他不服氣他女兒的成績比他女兒的成績好，但這終歸是人民內部矛盾，上不了桌子的，所以他也同意了陽校長關於批鬥朱夢華和王世明的請求。

在陽校長回學校後的第二天一早上，學校就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批判朱夢華和王世明兩個臭老九的。

貼出這張大字報後，對整個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又揪起了一場風暴。因為後來大家都知道，這張大字報是陽校長的親戚，就是教陳建國的算術老師李紅燕寫的，據說是受陽校長的指示下進行的，人們都知道李紅燕被陽校長當槍使了。

學校因為有了第一張大字報，陽校長就召開了一次全校的教職工大會。

在全校的教職工大會上，陽校長表揚了匿名大字報的張貼者，說那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小闖將，將來定有大展宏圖的機會的，也號召全校的教職工向張貼大字報的匿名者學習，致敬，揪起紅衛公社中學活學活用文化大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