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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右派了，但因為當時我在保密單位工作，那時候我在中央調查部下屬的一個幹校，雖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會見報，外面的人不知道。後來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單行本，寫信給我要我寫一個序，那時候我已經在半步橋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單行本也沒有出成。翻譯生涯自然就中斷了。

巫寧坤：與菲茨傑拉德有緣（2）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後，首先是《白求恩傳》再版了，後來我翻譯的托馬斯的詩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調回北京。這時候，我忽然又成了寶貝，大家爭著搶我。當時我在安徽師範大學，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組織部的調令，誰敢抗啊。學校的領導找我說：“巫老師，我們沒有本領留下你，只有你自己說不願意去才能留下來。你在安徽是這個，”他伸出大姆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這樣的人就很多了。”可是大家都勸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沒有想在安徽做什麼第一，所以我就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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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白求恩傳》再版，我在語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就是跟修改《白求恩傳》幾乎同時，袁可嘉要編一本現代派文學的選集，他知道我喜歡托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譯托馬斯的詩。我給他的稿子寄出之後，覺得自己翻譯的不像樣子，就給他寫信，我說：“可嘉，你退給我吧，你找佐良翻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說：“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給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為稿子已經在我手裡了。”沒想到隔了這麼多年，冒出了一個黃燦然，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譯詩中的現代敏感》，把我翻譯的托馬斯的詩跟余光中翻譯的放在一起比較。燦然說：“托馬斯是英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也是超現實主義最重要的代表詩人之一。在一般人看來，他的詩難懂，更加難譯，而要譯得像巫寧坤那樣不遜於原文，更是難上加難，甚至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的，而巫寧坤把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燦然在文章中還說我的翻譯比余光中譯的還要好。那篇文章因為涉及到現代詩翻譯的問題，所以在國內外傳得比較廣，但是也實在讓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過燦然確實對我的東西很感興趣。我曾經用英文寫過一篇散文，翻譯過來叫《孤琴》。這篇文章被燦然看到了，並把它翻譯過來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後來《孤琴》被燦然的老師看到了，跟他說：“這篇文章是這幾年翻譯的最好的文章。”那時候我的文章除了在國外發表之外，一般都發表在國內的《英語世界》上，主編是我的老朋友了，他總是能從我這裡“榨”出文章來。

香港有個叫喬治高的著名老翻譯家，很了不起，《了不起的蓋茨比》是他第一個翻譯的。有一段時間他住在美國，他在香港看到我的那本《一滴淚》之後，突然給我電話，要來看我，跟我見面。等他來看我的時候，他拄著柺杖，讓兒子攙扶著，先前我不知道他那麼大年紀，早知道他是年紀這樣大的一個老人家，我應該去看他。這件事情現在想起來都讓我無地自容。後來我拿了幾篇舊文給他看，其中就包括剛才說的那篇《孤琴》，隨後老先生給我回信說：“幾十年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好的散文，這是中國傳統純文學中最好的典範，英美幾十年來都沒有這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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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後，被分配到國際關係學院，擔任英美文學研究生小組的組長。《世界文學》（原來的《譯文》）又找我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後來《了不起的蓋茨比》被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寫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對我來說，我也是湊合著翻，說實話我覺得我沒有資格來翻譯這部偉大的作品。《世界文學》找到我翻譯的時候，要求的時間很緊，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來，現在想起來我當時比較草率。我去了美國之後，一個美國的明星看了《一滴淚》給我寫信，說他認識很多作家，但是從來不給作者寫信，給我寫信是破天荒頭一遭，因為我在《一滴淚》中提到了《了不起的蓋茨比》。那個明星在給我的信中講了一段他跟菲茨傑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萊塢吃早餐，邊吃邊看一本小說，忽然一個人走過來說：“你在看什麼，這麼全神貫注？”明星把書遞過去，那個人一看說：“哦，這是波蘭的，在波蘭相當於《亂世佳人》。你怎麼看這個？誰推薦你看的？”明星問他：“那我該看什麼？”那個人說：“你應該看菲茨傑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後來明星才知道，那個推薦他看菲茨傑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傑拉德自己。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經常在星期天到我們所